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3)

　　三日后，即十一日(12月12日)下午五点钟，该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人员包括江、皖督抚特派代表，以及大批驻沪中西官绅商学界人士。(56)会上推选出办事职员中西各8名，西董由福开森等来自美、英、法、德、日5国人士组成，华董为沈敦和及朱佩珍等上海绅商社会的头面人物。(57)该会一度打算推举盛宣怀为会长，但其以远在京师，予以婉辞。(58)然而，这对中方人士在会中地位并无影响。根据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该会第一次职员会议的议定结果，中西人士在重要职位上平分秋色：沈敦和、福开森为中西议长(即会长)，李少穆与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ary)为中西书记员，朱佩珍与日商铃木为中西会计员。(59)随后，该会又明确规定灾区办赈活动亦严格按照华洋合作原则。(60)直到江皖义赈会解散，这一灾区办赈原则始终未变。

　　进入局势极度动荡的1911年，虽然该会总部机构发生了数次调整，但中西双方始终维持了密切合作的态势。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11年9月19日)，该会在张园召开了中西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的报告大会。会上除对此前工作进行总结外，沈敦和与福开森也提请辞职。(61)不过，由于该会数日前已因本年长江新灾而准备“续募急赈”，(62)所以这次大会并未成为结束大会。两天后，会中许多董事及另外一些中西人士在上海工部局内召开会议，决定另组一个委员会，推选以江海关税务司墨贤理(W.F.Merrill)为首的11名西董为干事会(Executive Committee)成员，并委托伍廷芳、朱佩珍、陈作霖等人负责推举华董。(63)在干事会正式成立后，华董同样为11人。(64)这个新委员会在中文语境下仍使用“华洋义赈会”之名，并曾邀请沈敦和与福开森继续担任会长，然该两人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忙于开办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65)故以“华洋义振会议长”身份发布了将原董事会余款移交新干事部的公告，实现了江皖义赈会的一次重大改组。(66)改组之初，墨贤理任会长，伍廷芳和郭斐蔚(Rt.Rev.F.R.Graves)分任华、洋副会长，朱佩珍和汇丰银行经理司考脱(Chas.R.Scott)为中西会计员。(67)不久，该会又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改由郭斐蔚任会长、伍廷芳为副会长，中方司库仍为朱佩珍，西方司库改为美国花旗银行经理葛伦(H.C.Gulland)，严饴庭和罗炳生(Rev.E.C.Lobenstine)则分任中西书记员(又称“坐办”)。(68)这套组织架构此后再未发生大的变动，直到该会1913年1月宣告解散。(69)

　　值得强调的是，中方人士对于会中事权平等问题具有强烈意识。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时间中，会中西方人士的控制权曾有扩大。特别是十分重要的财权，一度形成了“所有捐款统存花旗银行，是财权已落于外人之手”的局面。对此，中方人士并未隐忍退让。1912年2月初，中方坐办严饴庭趁干事会商议办事章程之时，重申了“本会处华洋处于平等地位，一切事权，各执其半”的原则，力争“请款均由华、洋两坐办具名，支票亦送请华会计签字”的权利，更提出“华、洋会计各有司掌用款之权”。此外，他与其他华董还就各处分会之请款、采购事务、事务所办事人员之进退等重大问题，一一提出旨在保障华洋事权平等的补救办法。(70)中方的这次抗争很可能收到了一定效果，后来由西董发布的英文会务报告中也宣称：“历次干事会议的气氛极为和谐，华洋双方的利益都得到很好的保证……事务所始终由华洋两名书记员以及必需的文案助手组成。”(71)

　　可以肯定，相对于丙午义赈会来说，江皖义赈会对华洋义赈会体制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丙午义赈会缘起于西方人士在中国获得更大活动空间的诉求，中方人士的参与程度有限，故而只能算是西方对华赈灾活动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借壳上市”。(72)而在江皖义赈会时期，中方力量的参与意愿和合作程度都大大提高，实现了本土义赈传统与西方对华赈灾活动的深入融合，可谓真正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局面。至于这种合璧局面最显著的体现之一，是江皖义赈会的募捐机制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杂糅中西手法的态势，特别是其中既有传统的中式手法，也有舶来的西式手法，更有新形成的、中西兼容的手法。

　　最明显的传统中式手法，当为宣统二年(1910年)底发布的《义振会劝赈刍言》。内中列举了十项劝捐内容，大致分两类：其一是奉劝人们节省筵资、贺礼、寿仪、彩礼等各类日常浮费助赈，其二则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福报话语。(73)这种以福报观念为中心的助赈劝善话语，自明清以来即屡见不鲜。而在“丁戊奇荒”时期，义赈人士更发布一份“十可省”的劝赈说辞，其内容与这份《义振会劝赈刍言》相较，几乎毫无二致。(74)就舶来的西式手法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筹赈游园会。宣统三年闰六月(1911年8月)中旬，江皖义赈会决定于是月下旬在张园举办一场“慈善助振会”。(75)这场助赈会以乞巧会、金石书画会、音乐会、烟火会等游览内容为主，就连入场券亦“悉编号数，附赠彩物，定期开彩，并将彩物陈列会场，以供众览”。(76)这种寓慈善于游乐之中的筹赈游园会方式，为以往本土赈灾活动中所未见。且因此种筹赈游园会方式反响甚佳，(77)1912年5月间，江皖义赈会又举办了一次名为“张园华洋游艺赛珍慈善大会”的游园会。(78)

　　所谓中西兼容手法，主要反映在江皖义赈会印发的灾民图捐册上。灾民图捐册本属中国的老办法，义赈活动自兴起以来更频繁使用，而这时的情况却颇有旧瓶装新酒之感。宣统三年二月末，江皖义赈会发出公告，欲向各界人士赠送该会印制的《江皖灾民图》。不过，与以往义赈活动发送的手绘灾民图不同，这份《江皖灾民图》的图像，是由会董李少穆等人于上年冬间“携带摄影器具，亲赴灾区”，将“灾民现象一一摄影”，再“汇刊成册”的。(79)就目前所知，这是中国第一份相片灾民图。同年夏间，华洋义赈会刊行并随报附送的一份《图画灾民录》，虽然仍是手绘图像，但内容上更具中西兼容特色。如这份图录的第一图“募振故事”来自法国的美女送吻劝捐事例，第二图所述“募捐故事”却又回到中国的福报事例。(80)无论是在以往义赈活动中，还是在西方对华赈灾活动中，这样的劝捐册都属首见。

　　中西合作赈灾体制的稳固发展，无疑构成了一个双赢局面：一方面，由于本土义赈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本土化路径，西方赈灾力量大大拓展了在中国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力量拥有更为雄厚的资源，又可以极大地弥补义赈力量的不足。这样一来，自然无怪乎江皖义赈会能够取得相当出色的赈灾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会从事的工赈等治本性救灾举措，甚至已经颇具民国义赈会力倡的“建设救灾”行动之雏形。

　　西方自开展对华赈灾活动以来，虽然很早就提出了推行工赈来救济灾民的设想，但长期停留在纸面上而已。直到19世纪90年代，西方人士仍颇为悲观地认为，由他们在中国开办工赈的举动根本没有可行性。(81)而在江皖义赈会时期，这一局面得到了极大改观。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江皖义赈会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来策划和举行工赈。在这方面，最富雄心之举是治淮工赈的尝试。宣统三年五月间，福开森和沈敦和认为散赈“皆一时治标权急之策”，乃提出“必须浚治淮河，以工代振，庶可杜江皖数百年来之隐患”，并商请“由美国红十字会捐资，选派工程师来华兴办测勘工程。一切费用，不取官家分毫公款，仍为义振慈善事业”。(82)在美国红十字会派遣工程师詹美生(C.D.Jameson)来华后，江皖义赈会又邀请创办江淮水利公司的张謇与詹美生合作进行了实地勘测。(83)尽管这一宏图在当时形势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江皖义赈会仍设法举办了不少工赈活动，其成绩亦较可观。该会在1912年下半年发布的报告书中，就用相当满意的口吻称：

　　大量有价值的工程已经完成。这主要包括整修堤坝和开凿运河。还有一些地方修补了道路、重建了桥梁。许多农民都从今年完成的工程中受益匪浅，并收获了原本将会丧失的庄稼。开办这些工程的地方，在苏北地区有十五处，皖北有五处，另有一些地点位于芜湖和武汉附近，以及浙江和山东西南部。(84)

　　一个非政府赈灾组织在这么大范围内举行工赈活动，在中国救荒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上述言辞亦决非自吹自擂，因为即便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时间里，该会竟然还取得了修筑堤坝129英里、整修运河63英里、开挖沟渠1124英里、整治道路163英里的成绩。(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