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5)

　　首先，江皖义赈会的发起态势，就与丙午义赈会判然有别。丙午义赈会乃是西方人士主动要求本土义赈进行合作的结果，实际上中国方面并未与之进行深入合作，所以这只能算是西方对华赈灾活动的一次“借壳上市”而已。(101)而江皖水灾发生之时，本土义赈力量正处于独力难支的困难之中。尤其是从宣统二年五月初起开始的严重金融危机，(102)对义赈造成极大冲击。盛宣怀在是年五月十四日(1910年6月20日)的一份电报中就称，“近来商务凋敝，银市极紧，从来未有。……义振无能为继，必须别筹良法”。(103)在接到为江皖水灾筹赈的谕令后，盛宣怀又无奈地向朝廷指出：“上海等处商务败坏，财政困难，官、义两赈，同为束手。”(104)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西方而发起华洋义赈会，很快成为国内社会主动且普遍的要求。水灾发生不久，驻宿迁传教士裴德森(Rev.T.Perdersen)称，他在江北遇“灾民曾见吾人于1907年散赈者，皆渴就吾人，希望援助”，这才催促寓沪西人尽快有所举动。(105)沈敦和亦称：“始由苏绅段少沧君，继由皖省官绅先后见商，嘱再筹办华洋义振。”(106)而在沈敦和、福开森将拟办华洋义赈会的计划告知江、皖两省督抚及盛宣怀等大吏后，(107)同样得到十分积极的回应。皖抚朱家宝和江督张人骏皆为成立义赈会事宜专片奏闻。(108)盛宣怀向朝廷奏报筹赈规划时，不仅将“开会劝办华洋义振”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且称该会是自己“电令”沈敦和、福开森等人成立的。(109)此举虽有冒功之嫌，却也反映了他对该会的看重。

　　其次，江皖义赈会在中国获得了远较丙午义赈会为多的社会资源。其一是来自官办企业的支持。例如，宣统二年底，邮传部饬令江苏、安徽电报局及北京电报局，对江皖义赈会收发所有关于灾赈电报，一律照章免费。(110)这里所谓的“照章”，正是向来义赈活动的待遇。(111)此外，轮船招商局和铁路公司也予以该会减免各项交通运输费的优待。(112)其二是国人捐助江皖义赈会的踊跃程度亦远超丙午义赈会。有关国人向江皖义赈会助赈的消息，《申报》上几乎无日无之。据该会在宣统三年三月间的一次报告，华人捐款，“十日之间，已得二万元”。(113)而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底的这段时间中，华人捐款达到银46000余两、洋5500余元，而同时期国外捐款则为银18000余两、洋15000余元。(114)要知道，丙午义赈会到即将告止之时，也仅从中国民众中募集了20000余两款项。(115)

　　第三，与中国方面积极发起华洋义赈会的态度相对应，江皖义赈会在灾区也得到了较丙午义赈会更加广泛的认同。在这方面，安徽的情况提供了最为显著的证明。在丙午义赈会时期，皖北是毗连苏北且灾情相当的灾区，但当该会试图开办赈务时，安徽官绅各界缺乏积极反应，以致该会最终未能发出丝毫赈款。(116)而对于江皖义赈会，安徽的反应迥异从前。其一，为争取江皖义赈会能够尽快在安徽境内办赈，安徽绅商甚至愿意先行借垫赈款。江皖义赈会成立之初，手中并无大批款项，只得“先向皖省绅商请拨垫洋五万元”，而皖绅不仅迅即允借(117)，且“继复来电，允加五万元，合成十万元，交由本会筹放”。(118)其二，来自安徽各界人士的请赈之举，更是层见叠出。宣统二年底，安徽谘议局及怀远、涡阳、蒙城、颍上等县官绅，纷纷力请该会助赈。(119)次年三月间，以李经方为首的皖绅因闻该会在“苏绅力争”之下，意欲将美国捐助该会面粉，从“原议皖四之三，苏四之一”改为“苏四皖六”，即发电抗称“殊欠平允”，请求“仍照原议分拨”。(120)四月间，蒙城等8州县自治会因闻该会“原议办至谷熟后，刻因教士以天暑有碍卫生，拟麦熟即止”，即禀请巡抚朱家宝出面转电该会，“坚请延至秋熟，再行闭会”。(121)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福开森七月间路经安徽，受到极大的礼遇。其到达安庆时，朱家宝“率同全城各官并各界领袖赴江干欢迎”。(122)两日后过芜湖，该处官绅各界“皆派代表，衣冠诣该轮欢迎，并颂欢迎辞”。(123)显然，正是因为福开森的江皖义赈会会长身份，安徽才会以这般规格加以接待。

　　在革命战争和政权更替成为时代主题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对江皖义赈会更大的求助力度。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政府赈灾体系崩溃、本土赈灾组织亦多无声无息的情况下，该会甚至被不少地方视为最重要或唯一的求助对象。1911年12月间，宿迁有人函称，淮北自遭兵以来，赈务早经停止，“因想今日大人先生多忙兵事，除却恳乞义振总会诸善长，淮北大劫无可挽回”。清河、安东两县人士发出公函称，从前清政府拨款“自经兵事，已归乌有，而该处水荒之后，继以兵灾，急待赈济”，故“陈请江北民政总长电达华洋义赈会乞赈”。1912年1月，怀远、宣城绅商学界皆以无款可筹，特各举代表亲赴上海，请该会竭力援助。2月，江洲民众因当地“自经兵事，军饷尚费经营，何暇议及振款”，故请该会“于万难筹措之中，救灾民于垂毙”。窑湾商会及各团体来电，因“地方业已糜烂，无法可设，惟有环叩华洋义赈会速募巨款，以济眉急”。(124)此外，这时连山东峄县、浙江余姚、江西九江等处偏灾地区，也因当地赈务无多办法，先后急请该会大力援助。(125)不仅如此，该会的救助区域还深入到武昌起义的中心，于1911年11月为救护汉口战争难民发出了募劝“急难捐”的公启。(126)

　　不仅如此，江苏、安徽在1911年底完成了地方政权的转换后，新政权对江皖义赈会的期望程度与清代官府毫无二致。在江苏，江北都督蒋雁行特派代表赴沪，“面将江北危形痛陈”该会，请其“鼎力拯援”。江苏都督庄蕴宽接到溧阳、安东、海州等地灾情报告后，即刻向该会发出求援照会。(127)邳州、宿迁、睢宁三州县兵事司令吴静山电致该会称，若允来该处办赈，“自当保护”。驻窑湾第九旅旅长米占元等除电达该会求助外，并请沪军都督陈其美向之“就近商请”，以期“速筹巨款，派员北上，开办工赈”。(128)在安徽，都督孙毓筠专电告灾，以省内赈款奇绌，请该会务必相助。全皖民政长洪某接泗州各界告灾呈文，即行移请该会“查照核夺办理”。安徽临时议会则有24名议员联名向该会发出专函，为灵璧灾民请赈。(129)至于来自县级政权的求助要求，更是不胜枚举。

　　无疑，只有在充分了解国内社会赈灾诉求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认识江皖义赈会在革命爆发后表达的关于中国灾荒问题的责任感。可以肯定，这种责任感决非像黎安友所说的那样，只能从西方观念意识的转化脉络来理解。在此显然不应忘记，融中外赈灾力量于一炉的江皖义赈会，既不等同于本土既往的义赈机构，也不是一个纯粹西方意义上的对华赈灾组织。因此，该会关于责任感的表达，更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组织意识到自身良好发展契机的反映。至于这种表达最显著的体现，则是该会在政权转换期向中国政府和社会发出的、关于赈灾秩序问题的请愿和呼吁。

　　还在南方革命力量与清政府初呈并立之势时，江皖义赈会便发起了针对最高政权层面的请愿活动。1911年12月10日，也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作为南北议和代表的身份刚刚确定后，(130)该会便以全体办事董事名义上书两位代表，发出了尽快恢复赈灾秩序的呼吁：

　　敝会之意，以为民、清两方面，和议虽未决，然淮北饥民，总是中国人民。无论旧政府、新政府，视此饥民及治淮要政，皆应视为切要之图。务请将敝会之意转致贵政府，请速拨款项，办理治淮以工代振之事。敝会主持人道主义，因目击灾民惨状，不能不代为呼吁。

　　这份请愿书进而指出，“华洋义振会办事董事共二十二人，华洋参半，虽深知灾重若是，非得政府拨款，不足以资救济，惟仍当尽力在中国、外国劝募……惟冬春之间，极少需洋一千万元。董事当筹募一百万元，多多益善，顾救灾重任，端在中国政府”。(131)也就是说，该会认为这一请愿的必要性，正在于政府才是该秩序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