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4)

　　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从1901年到1910年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湖州、硖石等城市。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7](PP31-33)

　　再以一个城市——天津为例。1888年张謇与袁世凯绝交分手。1911年7月，张謇从北京返里，路过天津参观后，却大赞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1901-1907年）的建设事业。他说：“十日（1911年8月10日）出京。至天津观各马路、工厂、罪犯游民工厂、图书馆毕。袁为总督时，气象自不凡，张南皮外，无抗颜行者。”[3](P875)

　　这些成就无疑是晚清实行的各种扶植工商业政策取得的成果。或云，20世纪初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是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的结果，其时，中国人民爱国精神大发扬，推动了国货的生产与销售。反美爱国运动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是，如果清政府继续采取压制商务，而不是扶植商务的政策，再有利的机遇也将消失！

　　第二，科举的废除，解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促进新式学堂的发展，推动人们思想活跃与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学堂学生人数增加很快。据学部总务司编的教育统计图表，1902年在校学生数仅6912人，1907年增加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

　　出洋留学生人数，长期在每年1-4人上下徘徊，最多是1879年的13人及1880年的12人。到1904年以后则有很大的增加：1904年为21人，1906年为60人，1910年达到107人。[8](PP589-592)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廷允许成立社团以后，知识分子结社之风大盛，其中包括许多政治性社团。仅就张玉法在《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所提到的“气势最大”的政治团体就有：“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宪政公会”（湖南）、“宪政预备会”（贵州）、“宪政筹备会”（湖北）、“粤商自治会”（广东）等。稍后国会请愿期间，还出现“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社团。各种学术社团亦陆续出现。1911年前，仅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扬州五城市出现的各种学会就有18个。

　　各地普遍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报刊。1900-1910年间全国各地创刊的报刊总数达到844种。[9](PP442-449)出版地区几乎遍及全国，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除国内出版的报刊外，还有大量报刊从海外，主要从日本流传到国内。

　　新式教育、社团组织、报纸刊物等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推动人们的思想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传统观念动摇，新的思想发展。1902年浙江乡试，有考生当堂演说自由民主各种思想，环而听者如蜂屯蚁聚，几将堂前栅栏挤倒。[7](P52)蒋梦麟生于1895年，晚清新政时期，他是20岁上下的青年。他在《西潮》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思想激荡追求新知的情况：

　　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现在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开始时似乎很难了解外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人试图了解群众行动时一样困难。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

　　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其中有基本科学常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

　　在政治上，他主张在清廷主持之下进行立宪维新。这时候，革命党人也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浙江潮》的月刊。这个杂志因为攻击清廷过于激烈，以致与若干类似的杂志同时被邮政当局禁止寄递。……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他城市。

　　蒋梦麟谈到在浙江高等学堂最后半年的思想情况时说：

　　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使尚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汉霄，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10](PP64-76)

　　可以说，“万马齐喑”的局面改变了，思想界风雷激荡！

　　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活跃，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的实力与社会地位日益上升。

　　1904年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后，同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与天津商务公所分别改组为商务总会。各地商务总会亦陆续建立。据学者统计，“自1902年到1906年的5年间，全国范围内已成立的商务总会共30所，商务分会共150所。两会合计，共180所。其中144所是在商部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5](140)

　　商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主体——绅商有了自己的社会团体，他们已经形成一股社会政治力量。“在商言商”，已经不可能约束他们的言行。因许多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上，绅商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自己的活动。若干地区的绅商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团。1907年上海成立南市商团公会，沪道准拨枪支、弹药，商团公会遂发展成为上海工商企业家掌握的一支准武装。自南市商团公会创立后，上海各行业纷纷组织商团，“至辛亥春已达一千余人，皆各业领袖遴选同业有志之士训练成团，并无游手之徒溷迹其间，故每逢开会及操演莫不整齐严肃，绝无喧哗”。[11](P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