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学术批评网 作者:陈三井 查看:
第三章“从洋务热到抵约潮”,副标题是“晚清朝野美国观的一个侧面”,亦分两节。第一节“洋务派对美国的认识”,书中列举了薛福成、张之洞、李鸿章、郑观应、王韬、曾国藩、盛宣怀、奕忻等人对美国“国大民富”、政府体制良善的深刻印象,进而发展成一种论调,即“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美国距华遥远,美人在华无攫取利权的野心”,故赞成借美款修铁路,甚至主张联美外交。第二节“1905年抵约运动与美国观”。论清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以中美比较和平友好,然而却在1905年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抵制美国工约运动。原来华人陆续移民美国后,不断发生受到歧视与轻蔑、排斥甚至屠杀等事件;美国国会并于1882年通过“限制华工法案”(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人对美国“文明、自由”的影像,有了极大的改观。文中举出陈兰彬、崔国因、黄遵宪、郑观应等四人的观感与横懑,为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留下了历史证言。
第四章“救亡图强之鉴——清末民初中国人美国观的深化”。从戊戍到辛亥,伴随着改革与革命交织的历程,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与理解均进入了一个新境界。美国变成中国志士仁人救亡图强的借镜,是各党各派共向的抉择。第一节“从戊戌到辛亥”,指出在维新人士如樊锥、易鼎、何启、胡礼垣等人的笔下,美国之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就在于其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体,通上下为一心”,美国“政治之美,制度之良”,就在于它实行民主共和制。革命宣传家邹容所设计的“中华共和国”蓝图,即系模拟美利坚合众国而成,并主张“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关于对美外交,亦有“联美论”与“非联美论”两种相异看法。前者以伍廷芳为代表,他认为,美国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向素最为恭顺”,“守约惟谨”,“与我交谊素笃”,从未与他国合谋于我,所以“若能与之交驭,彼必乐为尽力,无事则联络邦交,深相结纳;有事则主持公论,有所折衷”。另一派则持相反见解,而以章太炎为代表。他认为,美国“阳与中国交欢”,实则“阴谋黯默”。中美同盟有害,“交欢美人无益”。
第二节“康、梁师徒说美国”。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辛亥革命之后,他对美国政治多有诟病,尤其是反对把美国的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搬到中国来。康有为虽然很赞赏美国广筑铁路,大兴教育之举,也深叹“美国最富”、“美之富冠绝五洲”,但并不赞成“以美为师”,对美不能“不择而尽师之”。相同的,梁启超也认为,“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也不能搞联邦制。其理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受自由。所以如果说,孙中山是倡导中国“以美为师”、行共和革命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康、梁便是力主中国不能师法美式政制的主要代言人。
第三节“孙中山的美国观”。孙中山的一生,影响近代中国史至深且远。他对美国的认识,在条件上是康、梁所难与比拟的,他对美国的了解与理解,在当时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孙中山以大半生的光阴从西方先进国家(主要是美国)寻求救国真理,探索中国富强之路,其政治理想、建设宏图无不以美为鉴。在孙中山看来,作为“世界最文明、最富强之国”的美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应该师法的绝好榜样。要救中国,就应选择世界上最先进的共和政体,特别是美国式共和政体。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更是直接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取了精神营养,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是完全相通的,他又以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为基础,考察实际运作中尚存在的弊端,独创了五权宪法。
第五章“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副标题是“中国人对美国外交的反应”。1918年年底,当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欣喜若狂,知识分子尤为兴奋,北京学校自11月14日起放假三日,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提灯游行,满街旌旗,鼓乐喧闹,欢呼入云,人人高歌“云消雾散,重见青天”,拆除为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所立的“昭雪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举行演说大会,认为欧战胜利有四大意义:(一)为黑暗的强权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为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为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为种族的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
本章第一节以“希望与失望”为题,首先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从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找到了既朦胧又真切的希望。例如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早已视威尔逊为“大政治家”、“大理想家”,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在世界外交上开一新纪元。孙中山则致电威尔逊,请其主持正义,拯救中国。梁启超把威尔逊倡建的国联说成“是实现将来理想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陈独秀甚至奉威尔逊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