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4)

　　从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到巴黎和会，为中国带来了无限的期望，认为这是中国除去一切不平等条约束缚，进入自由平等地位之良机。当时中国对巴黎和会之具体目标有四：（一）收回战前德人在山东省内之一切利益，该项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民四条约之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殊利益，例如领事裁判权、外人在华之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岂料由于日本的作梗，英法的挟制，美国并未能完全发挥正义的力量，巴黎和会的结果却是令中国人大失所望，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成为战胜国的牺牲品，日本依据凡尔赛和约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消息传来，真是举国同感悲愤，从希望到失望，情何以堪。陈独秀从此不再相信公理与永久和平，并送给威尔逊一个“威大炮”的浑名。李大钊也为威尔逊感到惭愧和悲伤，因为他的主张计画到最後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总之，巴黎和会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创痛，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温良的救国梦，对强权政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第二节“梦幻与觉醒”，讨论的是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的观感。有了巴黎和会的教训，中国人对华会自然有比较务实的看法。但对于美国何以首倡华盛顿会议的原因，看法并不一致，可以说褒贬互见。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不赞成美欲以此压制日本在太平洋尤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之说，认为“美国的目的，在扩张自己底势力，不在压抑日本底势力”。郑洪年等指出，华盛顿会议是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表现，无非是资本主义日渐不容于西土而东迁，“欲以我国为资本主义之避难所”，以延其生命。孙中山则认为，这是友邦美国良心上过不去，为我国鸣不平的一种作法。作者同样不忘记引蔡和森的一句名言：“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来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作者最后表明，中国政论界对美国的认识由此已从表面而进入深层次。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人们对美国以“改制中国人的心肺”、“威临中国之人心”为目的的文化渗透进行抨击和揭露，美国被形容为“无耻的帝国主义者”、“狼子野心”、“口蜜腹剑”和“假惺惺的”！对从失望到觉醒的中国人而言，美国虽然处处标榜正义、人道、博爱，但这都是假面具。在国人的心目中，“西方美人，本来就是西方夜叉”。

　　第六章“特殊的载体和视角”，副标题是“中国留美学生及其美国文化观”。本章所要展现的是留美学生对美国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主要涉及到一件事——“边际人”与德、赛先生和一个人——胡适的美国观。第一节介绍这些融新旧、中西文化背景于一身，具有过渡性双重人格的“边际人”（marginal man）对赛先生与德先生的认识。中国之有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科学，自留美学生始。这些远涉重洋、负笈新大陆的中国学子，以主修自然科学居多。他们在已经工业化与科学化的美国耳闻目染、苦思冥索的结果，认识到近代欧美“文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受科学之赐为多”。反顾祖国，所缺乏者，莫过于科学。故为了有所贡献于国人，遂有1914年中国科学社之发起及1915年1月《科学》之创刊。自此科学的声浪响彻云霄，几乎成为举国一致崇信的名词。除了赛先生外，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意识到中国所缺乏的是民主，所以一齐把德先生请来。

　　第二节专谈胡适的美国观，作者主要认为在这个时期的留学生中，胡适的名气最大、最具代表性。从胡适的日记和回忆录来看，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是“神往之至”的。对于美国人“独立思想之高，不轻易为位高爵尊者所耸动”，胡适是相当赞赏的。对于美国的政党制度，他也是肯定的，并希望中国亦能引美为鉴。从美国革命的历史谈到中国将来的希望，胡适所追求的是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现政府的监督，从而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这很可能是留美学生中较早主张中国仿美而采行两党制者。

　　第七章“面对大危机的震撼”，副标题是“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思考”。共分三节，组织结构相当不平衡。第一节“黄金国的悲喜剧”，主要介绍从欧战后美国取大英帝国的地位而代之，成为世界最富庶的国家，至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转折，全文不到三页。第二节“新政”（New Deal）的东方效应，则多达27页。文中引经据典，对罗斯福“新政”的内容有详实的分析评论，作者并就中国知识界对“新政”的性质，做了六种观点的归纳：第一种观点认为，新政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其实质仍是挽救资本主义，以马星野等为代表。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政是“经济的法西斯化”或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章乃器等主此说。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政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异于法西斯主义，是“富于民主精神之经济改革政策”。刘安常等持此观点。第四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中产阶级协调论的实践。张金鉴首创此说。第五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介于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统制经济。第六种观点认为，新政有社会主义色彩。可以蒋恭晟为代表。新政在实施之初，虽受到多方面的抨击，甚或称罗斯福是法西斯独裁或共产党，但实际上，新政救了美国，成功地“把美国人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重建起来”。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罗斯福个人有很高的评价。例如金兆梓视罗斯福为“人类的救星”，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成功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社会学家费孝通从20世纪人类的危机与出路这一角度透视了罗斯福及其新政，认为罗斯福是站在美国和世界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的伟人，他不但在美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甚至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也代表着一个新世纪的诞生。第三节“美国•白银•中国”。新政对中国影响最大者，殆莫过于白银政策。因为在美国提高银价的压迫之下，中国金融、产业、国际贸易蒙受不良影响，最可怕的是已濒破产之农业既无复兴之望，日渐衰落之工业更有崩溃之虞，“银潮”引发了中国的舆论潮，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美国观的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