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5)

　　第八章“一面历史的镜子”，副标题是“中国抗战时期政论界对美国的评议”。抗战是近代中国史上耗时最久、战区绵延最广、牺牲最为惨重、最为悲壮的一场生死搏斗，所以这一章显得特别重要。第一节“抗战救亡与中国人的美国观”共占27页篇幅。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侵华战争，始于九一八，并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作者分三个时期叙述美国的对华态度以及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从九一八到七七——面对日本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美国开始打出“不承认主义”，这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道义支持，颇令中国政论人士失望和抱怨，企望美国仗义执言或拔刀相助，那是一厢情愿的梦话。当卢沟桥事变起，英美劝日本勿扩大华北纠纷，美国并向各国表示对于国际局势态度，主张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对于可行的和平途径，愿共同努力。不过，当时美国孤立主义势盛，不欲受到拖累，不愿卷入国际争端。 （二）从七七到珍珠港事变——在抗战初期的艰难环境中，美国在战略上可能为了防止和牵制日本南进，故一方面以贷款援华，一方面却又趁机与日本进行血腥的军用品交易，颇令中国人伤感！据郭荣赵的研究，至1941年，中国在租借法案下所得到的物资，仅占美国援助外国总额的1.7％，实在微乎其微。何况，美国的贷款“都是经过苦痛的磋商，加上苛刻的条件之下贷成的”。因此，郭氏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关心中国”；“从开始就不以平等对待中国”；它“根本不关心中国的存亡。” （三）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中美成为同盟国家，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几乎一致称誉美国的特殊时期。珍珠港事变之后，对中国而言，这象征着孤军苦战的时期已经结束。而中美合作，并肩对日作战的新页，即将展开。中国此时所期望于美国的，原是从冷漠趋于关切，从卑视趋向重视；此外，就是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援。不料，中美蜜月关系为期甚短。据郭荣赵的研究，中美战时合作，对中国而言，不啻是连串悲剧的开始，而雅尔达密约更是这一悲剧的纪念碑。 

　　第二节“从延安看美国”，主要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总的来说，中共对美国的看法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和发展过程。1935年以前，中共认为，美国做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日本是一丘之貉，同样是压迫、掠夺中国的强盗。它与日本有矛盾，但并不愿意帮助中国，而是趁火打劫。从1931年开始，中共对美国的认识有了新变化，进一步看到美日矛盾的不可两立性，把美国看做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之一，提出美国应援助中国，但也担心它搞“远东慕尼黑”。至1941年六、七月间，随著苏、德战争後世界局势的急剧转变，中共中央明确承认美国是民主国家，放取积极、灵活的对美态度。1943-1944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评价最高的年份。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曾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是与苏联并称为“民主世界的双璧”之一。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随这美国越来越多地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共对美国的认识又开始发生大转变。

　　第三节“美国与美国人：旅美考察者如是说”。在抗战期间，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的另一扇窗，就是旅美考察者所写下的对美观感。这些作品亦是反映中国人美国观的重要素材。作者在文中列举张其昀、江康黎、费孝通、萧乾、邹韬奋、马星野、杨钟健、杨庆坚等人的看法，所建构的美国是一个富足、说干就干、热心公益、讲究公德、重视科学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个族群不平等、贫富悬殊、社会问题重重的国家。

　　第九章“沉重的一页”，副标题是“四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形象在中国”。这里所要铺陈的是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四年间中美关系的一些变化。分两节，第一节“友邦”？加上引号与问号，代表作者的立场，对美国这个“友邦”的严正质疑。这一段国共内战，从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到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调处，美国可以说真是两面不讨好。在中共认为，赫尔利偏向国民党，只向蒋介石合作不与中共合作的声明，是错误的、危险的、将带给政府与人民以“千钧重负与无穷祸害”，所以难掩愤懑与谴责。就国民政府方面言，据关中的研究指出，“赫尔利大使虽热诚感人，但显然对中国的情况，甚至整个远东的情况并不充分了解，如对中共必然会与国民政府妥协的错误认识及误信史大林对中国局势的保证” 黄大受则责备赫尔利“与共产党相处，既无经验，又无戒心。” 关于马歇尔的调处，作者并未继续对中共方面的态度有所交待。至于国民党方面的相关研究则俯拾即是，而且显然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例如黄大受检讨马歇尔调处失败，有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部分。基本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七点：（一）美英素来重欧轻亚；（二）雅尔达会议之恶果；（三）美国对中国政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四）迁就苏俄的决策；（五）美国左倾分子的影响；（六）苏俄的破坏中美关系，（七）联合政府政策的不当。直接原因有关人选不当的部分有六：（一）马歇尔的自视过高；（二）任命及受命的轻率；（三）缺乏调处的才能和有关的知识；（四）缺乏诚意与公正精神；（五）刚愎自用，不听忠告；（六）对中国的轻视。 梁敬淳指出从1945年至1949年抗战胜利前後的中美关系，每年都可用一个字来表现它的特征：1945年至1946年的特征，是“压”（压迫）；1947年的特征，是“拖”（拖延）；1948年的特征，是“弃”（抛弃）；1949年的特征，是“断”(断绝)。 此为梁氏多年心血研究的结晶。国民党大陆政权之沦失，因素甚多，中美关系不过其中的一个环节。文中根据美国第一手资料，对马歇尔之愚昧无知、受人利用、刚愎跋扈、自以为是的调处过程，有极为精辟的分析，允可供作者相互阐发之参考。

　　第二节“抹不去的伤痕”。自中共方面看，从1946年至1949年短短几年中，美国为何从中国的“友邦”变成了“美帝”，从“英雄”变成了“流氓”，从被“请”进来到被“踢”出去，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何以一落千丈？据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特使的袒蒋抑共、驻华美军的恣意妄为（如沈崇事件）、火上加油的援蒋内战政策、对中国利权的广泛攫夺、扶日复兴的对日政策等，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人民伤透了心。历史在这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第三节“替美国算命”。中美关系恶化之后，随之产生此一情绪性的反应。中共新政权建立后的中国，怎样看待美国？美国以“天下第一”自居，骄气迫人，到处插足，到处伸手，里里外外，惹事生非。这只能越来越讨人嫌，很难指望人们对这个横冲直撞的“阔少”会有好的印象。这是作者所要强调，并留给我们的时代证明。

　　第四节“毛泽东的美国观”。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其美国观自然有其非比寻常的特殊意义。他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无形中成为1949年后二十多年间中国人的美国观的根本指南。其影响之大，无论作何估计，恐怕都不是过分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以抨击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及其虚弱本质为主。在毛泽东眼中，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不过是个纸老虎，并不可怕。

　　第十章“矫正与扭曲”，副标题是“中国人美国观的硬化”，共分六节，是全书分节最多的一章。第一节“不相往来的一代人之间”，从1949年至1972年，中美两国之间不但不相往来，而且几乎始终处于相互敌视和对抗的非正常状态中，且一度在朝鲜兵戎相见，在越南间接遭遇，在台湾海峡武装对峙。朝鲜战争对中国人美国观的影响，至少强烈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美国的大规模武装干预以及封锁台湾海峡，使中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看到了美国侵略的现实威胁性，美国已肯定无疑地成为头号公敌。（二）“抗美援朝”运动的大规模开展，等于在全中国上上下下中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蔑视美帝！鄙视美帝！仇视美帝！”这是针对当时相当部分人仍存在的崇美、恐美心理而进行的。（三）“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仇美情绪。（四）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和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在朝鲜真刀真枪地进行较量、见高低、大大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美帝是个纸老虎”的观念，愈益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