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2)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周易》从哲理上论证了“革命”的合法性，并披露其大动“干戈”、“极其损益”、“相变甚者”的暴烈特征。《尚书》中的《汤誓》、《泰誓》、《仲虺之诰》等篇则具体叙述了“汤武革命”的史实。《孟子》虽未出现“革命”一词，却从“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出发，认为对于虐民、害民的独夫民贼“可伐”、“可诛”。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周武讨伐殷纣算不算弑君犯上？孟子毫不含糊地答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将武王伐纣称之“诛杀独夫民贼”，全然不是“弑君”，并指出民众对武王的行为竭诚支持、衷心期盼，“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可以说是革命“顺天应人”的注脚。
先秦儒家的另一巨匠荀子已较多地论及“尊君”，却也有“君为舟，民为水”之喻，留下“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名论。荀子认为，君主虽然尊贵，但道义高于君主，君主背道，臣民有理由“从道不从君”。他还强调，君主应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荀子·儒效》）。荀子批驳“汤武篡夺”论，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荀子·正论》）。孟、荀学术路线歧异，但两者支持“汤武革命论”则别无二致。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更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吕氏春秋·贵公》）的警辟之论，也是对“汤武革命”合理性的一种呼应。
《周易》、《尚书》、《孟子》、《荀子》阐扬的“革命”，构成古代中国政治进程的必要环节：当一个王朝的腐败达于极点，全然背弃民心，已不能通过“内改革”得以调整时，“天命”便发生变革，其授予对象转移，具体表现往往是异姓起而以暴力夺权，改朝换代，相应发生制度更新，以顺应时势、人心，即所谓“革命创制”（《汉书·叙传下》）。孙中山曾引述一位英国人的论说，以揭示“革命”在中国政治机制中的特殊作用：
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治，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他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议院立法改良之；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易之[1]（第442页）。
总之，在中国政治系统中，一个王朝的统治权并非永恒不变的，此即《诗·大雅·文王》所谓“天命靡常”。暴力夺权，变革天命乃中国政治的题中之义。这种理念成为高悬帝王头顶的“达摩克斯剑”，是对君主专制的一种制约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从《尚书》、《周易》到《孟子》所称道的“革命”，均指贵族革命，是“贵戚之卿”的专利。《孟子·万章》曾对此做过论述。
中国古典义的“革命”既然是改朝换代的非常手段，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新朝统治者，一方面要宣扬革命的合理性，以论证自己得位之“正”；另一方面又往往心虚胆怯，惟恐别人仿此继起，来“革”自己的“命”。商朝建立后，商汤与左相仲虺的一段对话，就颇能说明新朝统治者在“革命”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义。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书·仲虺之诰》）。这番“君臣对”，流露出商汤惟恐后世有人仿效自己放逐夏桀的“革命”行动，援为叛商借口；仲虺则竭力申述商革夏命的正义性，为商王提供精神支持。仲虺还特别吁请商王“钦崇天道，永保天命”（《书·仲虺之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