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7)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类似梁启超这种在和平变革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的例子，近代中国甚多。仅以佛教界而言，就承袭“释教开革命之阶”（注：《资治通鉴》卷204，叙述武则天篡唐称帝，沙门怀义、法明等撰《大云经疏》，盛言女主受命之事，称此为“释教开革命之阶”。）的传统，屡用“革命”称佛教内部的改革。如辛亥革命后不久，著名的佛学大师太虚于1913年在寄禅和尚（即敬安，太虚的老师）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的积弊，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指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指改革僧众生活、组织制度，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指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以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举办佛教事业。这里的“革命”显然指和平改良，决非暴力夺权。
在革命派方面，自1896年前后即以“革命”为自己的标帜，而现代义的“革命”被广大中国民众所接受，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为求得民众对“革命”的认同，革命派充分利用革命的古典义，以之调动中国士人及民众对“革命”的亲和情绪。刊发于《江苏》第4期（1903年7月出版）的题为《革命其可免乎》的文章，在论证革命的正义性时，援引中国古代史例阐扬之：“夫夏商之不德兮，有汤武之征诛；彼暴秦之专制兮，刘项起而芟锄。此于家庭犹革命兮，况异族之盘踞？昔蒙古之盘踞兮，得朱明而尽驱；缅风盖未远兮，乃何独无攘臂而四呼？”该文进而引申出“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的结论。孙中山等人在宣传“革命”时，颇倚重“革命”的中华元典义。如孙中山在驳斥檀香山保皇报刊的“民智未开，革命不可举行说”时，便以元典为据，滔滔雄辩：“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仍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1]（第234页）为说服民众信仰“革命”，孙中山可谓苦口婆心，多方论述，而以古圣言论证之便是经常使用的方法。他于1910年2月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针对海外华人惧怕“革命”的实际，请出孔夫子大驾，以证明“革命”的合理合法：“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1]（第441页）。
孙中山等人在征引古典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于阐发“革命”的现代精神，他们指出，今之革命，其内容与目标已非昔时可比，诚如当年革命党人揭诸报端的：“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新世纪之革命》：《新世纪》，1905年第1期）。孙中山则概括新旧“革命”的差异道：“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1]（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