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8)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这种革命观是对革命的元典义的创造性诠释，而汲纳来自欧西及日本的新思想，是使中国固有的革命精义得以飞跃的动力。
阐扬革命的正义性与现代性，并发生巨大影响的论著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邹容通过日本人栗原亮——1883年节译美国政治学家威曼的《革命新论》，了解近代西方革命论思想。邹氏的《革命论》的许多观念乃至语言，源于《革命新论》节译本。邹容一连用七个排比句界说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革命军》）。邹容的革命观，将古典义与现代义、中国义与世界义融于一炉，并注入强烈的情绪，从而达成一种颇富感染力、煽动性的论说。邹容还从世界视野将革命的现代义加以申发：“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邹容：《革命军》）。
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数年间的宣传，尤其是革命派革命实践的展开，革命观念渐入人心。一位保皇派在1903年著文称：“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革命驳议》，《中外日报》，1903年3月8日）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更成为国人的口头禅。不过，多数汉人所理解的“革命”，或者限于“排满革命”，即推翻异族人做皇帝的清朝；或者承袭着古老的“彼可取而代之”之义。鲁迅的《阿Q正传》专辟“革命”一节，生动描绘了辛亥年间下层民众的“革命观”：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6]（第513页）
“革命”一词普及到阿Q这样的贫民之中，可见其深入人心；而阿Q辈又把“革命”理解为从赵太爷、举人老爷那里抢些元宝、洋钱、洋纱衫和女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6]（第513页），这表明，那种“龙床轮换坐”的旧式革命论还深植国人心灵，“革命”现代义为国人所认识与实践，还有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共和”一词的情形相类似，至辛亥以后，“五族共和”已不绝于书报、口谈，天下人耳熟能详。袁世凯敢于“帝制自为”，立即成为“天下共击之”的独夫民贼，即与“革命”“共和”理念的广为传播大有干系。但“共和”的“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政体）、“共”（国权是公民共有事业）、“和”（以和平方式参与政事）三义真正为国人所认识并付诸实施，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辛亥革命后，主张复辟帝制的劳乃宣曾于《民是报》刊发《共和正解》，赞扬君主政体，攻击共和政体，其立论的根据，便是中国古典义的“共和”本来即是君主制内部的一种修正方案，而并非独立的政体。文称：“宣王即位，共和罢。《索隐》云：“二相还政宣王，称元年也。”此共和一语所自出也。其本义为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也。故宣王长，共和即罢。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今日东西各国所谓君主立宪绝相似。而不学之流，乃用之为民主之名词，谬矣。夫君主立宪，有君者也；民主立宪，无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恶得引为无君之解哉？”[7]（第191-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