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5)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1895年底至1898年间,陈少白与孙中山先后同住横滨、东京,与宫崎弥藏和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兄弟先后相过从,在孙、陈与宫崎兄弟间多有关于“革命”、“革命党”的议论。时至1898年,宫崎滔天将孙中山1897年初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发行的英文著作《伦敦被难记》译成日文,题目改为《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正式将孙中山呼为“革命党领袖”,而“幽囚录”一说,显然借自日本,如日本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曾撰《幽囚录》,记自己被幕府囚禁事。陈少白多年后回忆1895年11月的神户行,将1896年至1898年的某些情节混入,以后期事实“放大”前期记忆,是可以理解的误记。但今之研究者必须根据实证材料去修正此种记忆误植。这是史学家对待“回忆录”之类二次文献理当把持的态度。
综观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回忆,又考察19世纪最后几年日本的出版物,可以确认,孙中山以“革命”自任,形成于1895年底至1898年两次逗留日本期间。参之以香港《支那邮报》1896年12月3日的评论称孙逸仙等人为“革命派”,孙氏以“革命党”自命,可能在1895年底至1896年底的一年间,确切时日尚待史料的发掘与辨析。至于孙中山等人所使用“革命”一词的内涵,则不仅有中国古典的“汤武革命”义,还有来自西欧(英吉利、法兰西)的“革命”义,更有经由日本加工综合过的“革命”义。
三
日本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自古即输入大量汉字及汉字词汇,这些汉字词汇在日本,或者保持中土原义,或者发生转化。“革命”一词随《周易》在6世纪东传(注:日本最早的敕修史书《日本书纪》载,继体天皇7年(513年)7月,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被贡献日本朝廷。《周易》是“五经”之一,五经博士的抵日,意味着《周易》的传日。),始为日本人所知晓。推古朝16年,僧旻奉圣德太子之命,赴隋唐留学,旅居中土24年,回国后为中臣镰足、苏我入鹿等权贵讲授《周易》,其“阴阳道”思想,连同“革命”观念逐渐在日本播散。至8世纪,《孟子》流行日本,放桀、伐纣正义说随之传扬,“革命”进一步汇入日本话语系统。日本思想界一方面十分崇仰中国经典,对“革命”一词怀有敬意;另一方面,日本自称天皇“万世一系”,与中国频繁易姓改朝大相径庭,故日本的主流思想一直对“汤武革命”抱着既从且拒的矛盾态度。江户初期儒学家林罗山以“汤武放伐”说为德川氏征讨丰臣氏提供理论根据,德川家康对此说深为嘉许;江户中期儒学家新井白石亦推崇孟子的“有德者王”说;幕末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更信从“革命”说,他领导的市民暴动,即高举书写“汤武革命”四字的旗帜。但总体讲来,江户时代以降多数儒学者都反对孟子的“放伐”说,主张臣下对将军(总领主)无条件效忠。山崎暗斋曾撰《汤武革命论》,非议汤武从桀纣手中夺权的行径,其弟子更谴责汤武为“杀主之大罪人”。然而,日本主流思想界并没有排斥“革命”一词,而是向这一在中土颇具权威性的词汇注入更宽泛的制度重建、社会改良义,淡化其暴力夺权、改朝换代义。至明治维新时,“革命”已转化为“尊王变革”之义,从而成为“维新”的同义语,与“改革”也别无二致。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即发现,日本人所说“革命”并非指易姓改朝,而是指革新旧制,明治维新便被呼为“明治革命”。梁氏说:“日本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自夸耀,……曹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实食一度Revolution之赐乎?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释革》《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2月)。正是在“革命”的这种日本化诠释的基础上,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用“革命”翻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及法语Revolution一词。
在欧西,“革命”的含义有一个复杂的衍生过程。“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4](第7页)。从14世纪到18世纪,这一英语词汇的内涵经历了从“叛乱”到政治“变革”的转变,逐步从一贬义词演变为中性词或褒义词。英语revolution含有和平渐进与激烈颠覆两层意蕴,不过主要内涵是渐进变革。
法语Revolution与英语revolution内涵相同,并经历了类似的演化。该词在16世纪以前只具有天文学上的“公转”、“绕转”或“循环”的意思,在16、17世纪,转义为“命运的变化”、“人类事务的偶然变动”、“人类时间流程中突发的变故与混乱(无序状态)”。简言之,这时的“革命”(Revolution)是一个贬义词,1694年出版的《法兰西学院辞典》,1704年出版的《特雷乌法拉辞典》都强调“革命”的消极含义。18世纪中后叶兴起的启蒙运动,逐渐赋予“革命”以积极含义,并将“革命”的意蕴拓宽,引入人类精神领域,成为某种积极的文化转变的代名词,并且强调“革命”是一种摆脱旧事物桎梏的进步过程[5](第136-162页)。而18世纪末叶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则把启蒙思想家的革命观付诸实践,并赋予这样一层意蕴:革命必须由备尝专制压迫之苦的阶层来完成,革命将伴随以暴力手段推翻旧有的专制暴政,即所谓“以暴易暴”。这与英吉利的和平渐进式“革命”另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