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4)

　　吴氏的这一论说是符合历史原貌的。实际情况是，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受到郑观应、何启等人影响，曾试图在现存政体内部用和平方式救治中国。孙氏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1]（第1-2页），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1]（第8-18页）都表明这种倾向。后来，受到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及朝廷下诏谴责议政者的刺激，上书李鸿章又遭冷遇，这一切使孙中山从“偏重于请愿上书”走向暴力反清。孙中山在撰于1897年的《伦敦被难记》中描述了自己组创兴中会的此一转变：“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第52页）。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何时以“革命”自任？“革命”一词何时成为孙中山等人的中坚语汇？这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其缘故在于孙氏本人并无明确交待，而“革命”一词又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着复杂的古今转换和中西交会，孙中山本人关于自己“革命”思想及实践的追述，往往又是泛论，并非做确切判定，如上述1923年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即如是。

　　近几十年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出版的各种辛亥革命史与孙中山传记、年谱，几乎一致认定1895年11月孙中山正式以“革命”为自己领导的社会运动命名。其根据是孙中山最早的追随者之一陈少白的回忆。1935年出版的陈少白口述的《兴中会革命史要》称，1895年10月下旬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自广州走澳门、经香港，与陈少白、郑士良乘日轮“广岛丸”，于11月9日（或10日）抵达神户。陈少白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懂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跃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个字影像印在脑中了。”

　　1936年，冯自由根据陈少白的上述论说，撰《革命二字之由来》一文（后收入冯著《革命逸史》初集）。冯氏在陈氏论说基础上，参考孙中山前前后后的思想言论，对孙中山等三人的神户见闻、议论又有所铺陈渲染：“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中山语少白：“‘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根据这两条材料，许多论者确认，孙中山等自任“革命党”，是受日本报刊言论的启示，又与固有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观念一拍即合。若从史原学角度看，这两条材料不是并列的、源头各异的“兄弟证”，而是同一源头的“母子证”，即单源于陈少白30多年后对1895年11月神户之行的回忆。日本学者安井三吉等考证，1895年11月日本报纸只有关于广州起事的简短报道，并无“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言词。如《大阪朝日新闻》11月3、5、14日，《大阪每日新闻》11月5、9日，《神户又新日报》11月6、9、10、30日都只有广州起事未遂的消息。11月10日的《神户又新日报》还称广州起事为“颠覆满清政府的阴谋”，系“暴徒巨魁”作乱，其他报纸则称其为会匪阴谋，为首者“黄”姓或“范某”。足见此时日本关于广州起义的报道多影响模糊之词，并且全然为贬斥性用语，对孙中山本人则无明确指认，“革命党”之说更未形诸报端。

　　笔者2001年2月22日到位处日本神户市垂水区东舞子町（明石跨海大桥旁）的“孙中山纪念馆（移情阁）”参观，得见馆中展出的《神户又新日报》明治28年(1895)11月10日报纸原件，其上果然只有关于广州起事的简要报道，标题为《广东暴徒巨魁的经历及计划》，内中没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之类文字。该博物馆还专门在这一展品旁撰文说明此点。

　　安井三吉等人的考证、神户孙中山纪念馆展出的《神户又新日报》实物，动摇了孙中山以“革命”自任来源于1895年11月10日日本报刊启示的“定说”。但这一发现能否指证陈少白的回忆全然是子虚乌有的妄言呢？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反观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言论，1895年以前从未自任“革命党”，正如冯自由在《革命二字之由来》中指出的：“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冯氏的这一概述是确切的。虽然孙中山在19世纪80、90年代之交经与王韬等人的接触，已对欧洲近代革命理念有所领悟，但孙中山等人正式从自命“造反”变为自任“革命”，转折点确实在乙未广州起事失败之后，一个值得注意的旁证是，至迟到1896年底，外界已将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呼之“革命派”。如1896年12月3日香港《支那邮报》评论说：“至革命派之缘起，虽无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于满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战，而此派遂崭然露其头角。孙逸仙博士辈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宪政体之创行而已，迨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1]（第81页）。这篇评论的可贵处还在于，指出了孙中山与“中国历史中之崛起陇庙、谋覆旧朝者”的重大差别，看到孙中山兼通中西学理，可以调和中西冲突，使旧式“革命”得一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