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6)

　　日本借用中国古典旧词，将英语revolution、法语Revolution译为“革命”，兼有英吉利式的和平变革及法兰西式的暴力革命两层内蕴，即所谓“双轮革命”。法兰西式暴力革命的传译，大约始于冈本监辅成书于1878年的《万国史记》。该书称，“法美两国有革命变，诸国之民皆知主张自由，不肯屈鞭棰之下”。又将1830年巴黎市民攻入王宫的事件译为“三日革命”（以上重点号皆引者所加，下同）。王韬1890年面世的《重订法国志略》参考了《万国史记》，首次在中国引入“法国革命”概念。而《万国史记》于1895年在中国翻刻，被中国学界广为引述，“法国革命”一语在中国得以传播。而此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端之际。学术著作的教化之效，与革命党人实践活动（如乙未广州起义）的影响，共同促成现代义的“革命”概念在中国逐渐流行。

　　综上所述，“革命”一词经历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词汇—日本翻译西方词汇的‘革命’一词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跨文化的迁衍过程。“五四”以后，中国人又汲纳苏俄的“革命”论，暴力夺权意义上的“革命”一词影响力更形张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段话被奉为经典革命论，覆盖了中国20世纪的半数时段。

　　“共和”一词，也有类似的演化史，限于篇幅，不能详述。简言之：“共和”在中国古典本义为“共同协和行政”，后传入日本，江户幕府末期(1845)，箕作省吾撰《坤舆图识》，以“共和”译republic，至明治时代，又借以翻译英语'republicanism'，如冈本监辅1891年所撰《墨西哥记》，即有“共和政治”一词。而“共和政治”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共和国理念，至近代发展为在宪法约束下运作的代议政治理念，泛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称“共和”为“公和”，文曰：“立宪政体又别之为民主立宪，君主立宪。由人民之愿望，建立公和国家，举大统领以为代表，而主权属人民者，谓之民主立宪政体。”这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人对共和制的认识。这种政治制度在近代法、美两国得到较完整的实行。由法、美两国实践的共和主义传入清末中国，成为与君主立宪相并列的供中国人选择的近代政体模式。而共和主义为力主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所拒绝，却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接受。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即明示“创立合众政府”，并称兴中会会长为“伯理玺天德”，即英语president（总统）的汉语音译，显示子建立共和政体的明确意向。狭间直树教授的论文《对中国近代“民主”与“共和”观念的考察》引述，据《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载，1895年3月4日、4月17日日本驻香港领事报告，其间孙中山与日本领事交谈，孙文谈到总统制和起义成功后，“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这是孙氏共和思想的早期证据。领事报告还出现关于revolution的议论。但日本领事与孙文是用英文对谈，尚未出现“革命”这一汉字译词。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指出自己的政治精神是“执共和主义”，他还批驳那种认为“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论调[1]（第172-173页）。至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更呼出“中华共和国万岁”口号。此后，现代义及世界义的“共和”一词与“革命”一起成为革命派的中坚语汇。可见，“共和”一词与“革命”同样经历了跨国度、跨文化的横向传播过程和古义向今义转变的纵向发展过程。

　　四

　　现代义及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两词汇在19、20世纪之交输入中国后，迅速播散开来，但并非平和展开，其间围绕“革命”一词曾发生激烈的概念诠释论战。如黄遵宪在《水苍雁江馆主人来简》中批评激进革命论，黄氏说：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批评激进革命论的主将，是改良派巨子梁启超。他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维新改良的执着，大力阐扬英吉利式的“革命”(revolution)义，即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他反对将“革命”局限于暴力夺权一义，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说，把“革命”泛解为普遍意义的“变革”。但同文中又有对“革命军”（暗指唐才常等人的自立军）的肯认。可见，梁氏所谓“革命”，兼含英式和平变革论和中国古典革命论的双重内蕴，与革命派所论“革命”虽有歧义，但也并非全然对立。

　　随着改良派与革命派政见分歧的加剧，梁启超1902年12月14日发表于《新民丛报》的《释革》一文，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观，正式展开了对革命派革命观的论战。梁氏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这是以“泛革命论”批驳革命派主张的“暴力革命论”。梁氏又指出，Revolution是“以仁易暴”，而中国之革命是“以暴易暴”。他认为，日本人以中国古典语“汤武革命”中之“革命”一词来翻译Revolution，并不妥当，主张以“改革”或“变革”翻译该词汇。但梁启超也意识到，以“革命”译Revolution已经“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他固然有一支善辩的生花妙笔，也莫可奈何。后来，梁启超于1904年初著《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载于《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论述狭义革命与广义革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应当说，梁氏当年关于“革命”的意义诠释，区分中国古典义与世界义，兼论狭义、广义，在学理层面上是比较完备的，对于国人在中国古典义的基础上接受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概念功不可没。问题在于，辛亥前夜的中国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腐朽不堪救药的清王朝，以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清除障碍。诚如孙中山所说：“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1]（第173页）而此时的梁启超站在时代趋势的一旁发表批评，难免不合时宜，为先进者所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