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3)

　　这种关于“革命合法性”的讨论，贯穿于商周、秦汉以下两三千年间。有代表性的一次，发生在汉初，今文学者、博士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辕固生为论驳斥黄生，竭力证革命的正义性，最后抬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事迹，以之质问黄生：“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旁听的景帝见论战直逼本朝得位的正否，连忙叫停——“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由于景帝出面制止，这场论辩“遂罢”，并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更有甚者，明太祖朱元璋建元洪武之后，删削《孟子》中肯认“革命”的言论，成《孟子节文》，还批评历代暴力夺权的“革命”。他在上谕中说：“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明史·本纪第二·太祖二》）他的这番话，意在衬托自己“伐罪安民”、“灭元兴明”的平和性（其实朱氏建立明朝何尝不是大动干戈，杀人无数），表明对“革命”的极大保留。可见，在古代中国，“革命”虽是一个正面词汇，其褒扬度甚高，但因牵涉到王朝更迭，并伴随暴力夺权含义，容易使下民产生“彼可取而代之”的联想，故又是一个往往触及在位帝王忌讳的概念，士民只得慎用之。

　　共和，原是西周的一个年号，又是“共和行政”的简称。《竹书纪年》中“共和行政”讲的是：周厉王任用荣夷公执政，实行“专利”，侵夺国人权益，又令卫巫监视国人，杀死议政者，激起国人暴动，厉王逃奔彘（今山西霍县）。厉王被逐后，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名和，伯爵，又称共伯和，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为中国正确纪年之始）（注：《竹书纪年下》：“厉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司马迁对“共和行政”则另有诠说：厉王被逐后，由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号为“共和行政”，至周宣王即位方止，共14年。《史记·周纪》载此事云：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正义》解释“共和”云：韦昭曰：“公卿相与和而共政事，号曰共和。”以上二说，若谓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则“共和”仅是以人名命名，并无更多内涵；若谓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共和”则是一个偏正结构词汇，“共”为共同、公共之义（注：《说文解字》：“共，同也，从廿廾。”段玉裁注：“廿，二十并也，二十人皆竦手，是为同也。”《增韵》：“共，公也。”），“和”为相应、和谐之义（注：《说文解字》：“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广雅·释诂三》：“和，谐也。”）。“共和行政”可解为“相与和而共政事”，也即“共同协和行政”之义，是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共）、实行仁政（和）两层意蕴的综合。这一意义上的“共和”，是中国古代君主独揽大权的专制体制的另项和特例，故使用率不高，偶为非议君主专制的思想家所援引。

　　二

　　革命与共和两词汇自先秦创制，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的2000余年间，含义并无明显变化，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之“道”的“一以贯之”。时至19、20世纪之交，也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的10余年间，随着社会变革的急剧展开，政治观念出现错综复杂的更替与重组，有些关键词更发生千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异动，“革命”与“共和”便在其列。

　　19世纪中叶以降，由工业文明装备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大举入侵东亚，中国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文忠公全书》卷24）。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社会进步，做过种种努力。除太平天国试图以旧式“革命”方式推翻清朝以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都是在保存清朝帝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自强”变革。这些尝试虽然取得不同程度的实绩，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但中国体制性弊端并无改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民族危亡日甚一日。在这种情势下，一批曾经寄望于清朝“内改革”的人物（如孙中山、章太炎等）终于认定，必须突破清朝框架，发起击碎旧体制的大举动。于是，他们高扬中国古典的“革命”旗帜，倡导以“万民”为主体，取代“一君”为主体，从而引出“共和”一词，并逐步汲纳欧美日本思想，使“革命”、“共和”获得现代义，汇入世界义。

　　以孙中山为例，其少年时代即倾慕太平天国，一位常来塾中讲故事的太平天国老军以“洪秀全第二”激励孙氏，孙“得此徽号，视为无上光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2]（第5页）。而愈益紧迫的民族危亡形势，更促进孙氏反清意识的张大，孙中山撰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自述“革命源起”：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这番话是孙晚年对生平的追述，所称早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便“有志于革命”，只可做泛义理解，还不能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孙氏已决定“革”清朝的“命”。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中指出：“按‘革命’一词，自1895年以后，孙先生才开始使用。1885年时并没有提及这二字。《中国之革命》是民国成立以后撰写，故沿用1895年通行的名辞”[3]（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