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2)

　　陈氏这篇富于论战色彩的文章，将民主和科学视作近代文明的精髓，它们是西洋人的创造，也救治并振拔了西洋人，今天正可用以救治并振拔陷于中古黑暗的中国人。陈氏的谠论充分表现出其理念的外铄性，这正是《新青年》民主诉求的一个显在特征。

　　中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当然不是始于五四。早在19世纪中叶，魏源（1794—1857）、徐继（1795—1873）等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就绍介过美国、瑞士的国体政教，并对其颇为欣赏。有的论者认为，魏、徐辈赏识美国、瑞士政治制度便是早期的民主诉求，我以为这种评价稍显牵强。其实，魏、徐辈推许瑞士的公举公议、美国的传贤不传子的总统制，不过是他们以为在西方找到了与中国古典保存的原始民主遗迹相呼应的材料，因此发出赞叹，如魏源称瑞士“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是“西土之桃花源”3；徐继评议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4（P201）魏、徐辈抒发的是诗意式怀古幽情，而并非真实理解民主政治后的服膺之论。

　　中国人较为实在的民主政治讨论，始于某些洋务大吏的觉醒，如郭嵩焘（1818—1891）出使欧洲以后对英式宪政的推介，张树声（1824—1884）辞世前夕对立宪政治的称许。而进一步具体化，则由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00）等早期改良派展开，到戊戌维新健将那里，方声势大张。通观从冯桂芬到康有为（1858—1927）的民主政治言论，可以发现一个共通之处———未离“托古改制”故辙。如冯桂芬在《校庐抗议》、王韬在《园文录外编》、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反复论证，西方政治中畅达民欲、与民协商乃至设议院诸义，在《周易》、《尚书》、《周礼》、《孟子》等中华元典里早已有之。康有为则借《周易》“群龙无首”之说附会西方民主，称“群龙无首之义，必如瑞士之公议内阁，主议长而不立总统，乃为至公”5。康氏1905年访美，于华盛顿墓前作诗，将华盛顿与中国的尧、禹并论，认为这中外三人是民主楷模。梁启超（1873—1929）还直接将孟子思想比拟西方民主“《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各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6因介绍西方思想而被称作“近世玄奘”的严复（1854—1921），也赞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是“古今之通义”，与西洋关于“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的思想别无二致。7（P32—35）

　　总之，从早期改良派到戊戌维新派的民主诉求，大都披挂着中华元典古色古香的衣裳，还不时出现“西学中源”一类调头，这里既有减少阻力，争取同盟者的策略考虑，同时也真实反映着这批先进的中国士人尚处在新旧杂糅、古今纠缠的边际状态。与之相较，孙中山（1866—1925）所代表的革命派，则较为直截了当地宣示西方民主，但孙中山也着意阐发西方民主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性。1897年，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谈话中申明，自己的政治精神是“执共和主义”，并批驳那种认为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的论点，指出“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8（P172-173）孙中山称三代之治“得共和之神髓”，此说是否全然符合历史实际，此不深论，但孙中山试图发掘中西文化的通约性，以向海内外人士证明民主共和可以行之中国，这种努力用心良苦。

　　与前辈比较，《新青年》民主诉求的一大特点，是抛弃了“托古”故伎，甚至也不用孙中山式的在推介西方民主时辅之以中华古义新解的作法，既未祭起先王、前圣，也不求助诗书易礼，连近人津津乐道的“礼运大同”也在扬弃之列。如《新青年》的一则通信称：“大同之异于小康者，仅传贤传子之不同，其为君主私相授受则一也。若据此以为合于今之共和民选政制，是完全不识共和为何物，曷足与辩哉！”9这种见解已大异于康有为、孙中山对“礼运大同”的称许，而立意于揭示其与现代民主间的本质差别。《新青年》作者们既然不再借助中华古训作佐证，唯一依凭的便是西洋近代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从而在文化借鉴上，隐去了纵向的民族传统继承，而专事横向的外国文化移植。陈独秀大力肯定这种横向移植的正面意义：

　　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10

　　以移植西方民主理念，唤起国民觉悟为使命，是贯穿于《新青年》讨论民主政治诸文章的一条红线，除陈独秀外，高一涵的《关于共和国家的观念》、《共和国家与青年的自觉》、《民约与邦本》、《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自治与自由》、《英人戴雪（A。V。Dicey）的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读弥尔的〈自由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刘叔雅的《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等，都绝不借助中华古义，而直接传播西方民主。听从着新文化运动前驱者“将令”的文学家鲁迅（1881—1936），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杂感中也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阿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引者）。”11毫不含糊地宣示对旧民族传统的扬弃和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与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