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3)

　　《新青年》民主诉求鲜明的外铄性，遮蔽了中国追求民主的先驱者（从冯桂芬经由康有为到孙中山）在西方民主与中国传统间寻找结合点的努力（这种努力或许失之勉强，却是十分必要的），这显然是《新青年》论者们的一个失误。这一失误造成的后遗症，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过程中日益显现。但《新青年》民主诉求的外铄性，又有其合理成分与历史的必然性。冯桂芬、郑观应、康有为们用以与西方民主相比拟的“礼运大同”、“三代遗意”、仁政、王道，无非是原始民主的遗存或开明专制的信条，与近代民主有着质的差异，将二者相附会固然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和接纳西方民主，却又潜伏着变性、走调的危险，即鲁迅所谓“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12因而中国确乎需要原原本本引入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而《新青年》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求，明快地将西方民主呈现在国人面前，号召“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之争存”的青年们仿效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政治大革命，从事撼天动地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这对在专制政治和蒙昧主义重压下陷入极大苦闷的青年一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奇效。1919年3月，时年24岁的恽代英（1895—1931）在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阅读这份期刊的感受：

　　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在黑暗的地方见到了曙光一样。13

　　《新青年》向国人输入亟需的火种，因而赢得暗夜中的“曙光”的赞誉。毛泽东（1893—1976）称陈独秀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彗星”，其意旨也与恽代英书信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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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高扬的民主旗帜自西方引进。但西方近代民主的流别甚众，约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英国式的，富于绅士风，讲究民主程序，国体多为君主立宪；一是法国式的，富于浪漫激情，以“人民主权”为标志，国体多为共和制。在这两种类型内部，又分若干亚型，如同属君主立宪，英国式与德国式便有明显差异。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其民主建设无论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除引进之外，更有一个选择问题。如被视作非欧美国家“现代化优等生”的日本，在明治年间对西方民主政治便有一个抉择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曾兴起自由民权运动，士族请愿开设国会、豪农争取权益、自由党成立、“主权在民”呼声日盛，均迹近法兰西式民主。而日本统治阶层却另有谋求，从19世纪70年代初岩仑具视（1825—1883）使团的美欧游历，到80年代中期伊藤博文（1841—1909）为制订宪法对欧洲的专访，都意在寻觅适合日本国情，有利推进富国强兵的政治形态。伊藤等人认为，任何政治形态都必须有中心机轴，无机轴而听任人民妄议政治，将丧失统纪，国家废亡。欧洲有基督教作为引率人心的“机轴”，而日本“可以成为机轴者，惟有皇室”。14（P200）于是便压抑法兰西式民主在日本的发展，而且也不采用尊重市民阶层权益的英吉利式“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而是仿效德意志的“立宪君治”，并将神政的、家长的和立宪的三重性格糅合起来，建立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基准的立宪政体。参与修宪的井上毅（1843—1895）得意地将其称颂为“巧引异国千色线，织成斑斓日本锦”14（P200）。

　　日本宪政的建立及富国强兵的成就，曾激起中国人的效法热情。康有为1898年3月向光绪皇帝（1871—1908）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声言“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这应当说是中国近代民主形态的第一次抉择。然而，戊戌维新百日即败的事实，堵塞了中国人“揖日追俄”、选择“君主立宪”的进路，遂有革命派“揖美追欧”，创立共和的探求。这是中国近代民主形态的第二次抉择。但代表着西方民主最高成就的共和民主制，其时在中国仅有孙中山等极少数先觉者较为领悟，大多数追随“革命”的人物，充塞头脑的主要是“排满”、“恢复汉官威仪”，以及谋求中国富强的憧憬，加之旧势力强大，辛亥革命固然立下推翻两千年帝制的伟功，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成效有限。“狐狸方去穴，桃偶又登场”，清朝皇帝打倒了，继之而起的是袁世凯（1859—1916）、段祺瑞（1865—1936）等军阀独裁者，国家的情形一天坏似一天。承袭着“戊戌”、“辛亥”遗产的五四一代新知识界，在相继失望于“君主立宪”方案和“共和国”空名之后，把眼光投向法兰西式的高调民主。

　　陈独秀曾于20世纪初叶数次游学日本，受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领袖中江兆民（1847—1901）等人影响，景仰法兰西式民主，曾学习法文，译介法国激进民主主义论著。他撰于1915年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标示了那一时期新知识界对西方民主的选择方向。文章首先认定，“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之所独有”，而“欧罗巴人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15陈氏将近代文明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列为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而“此近世三大文明者，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15陈氏对法国的近代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在与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人权说”方面，法国人尤其建立了不世之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15

　　为了增进读者对法兰西式民主的认识，陈独秀还翻译法国学者薛纽伯著《现代文明史》第三章关于“新思想”部分，刊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同期刊载高一涵的论文《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也鼓励青年吸取法国哲人卢梭的“天然自由”（即“天赋人权”）精神“欲政府不侵，我民权，必先立有凛然难犯之概；欲政府不侮我人格，必自具庄严尊重之风”。《新青年》自第6卷第1号起，附上法文刊名“La Jeunesse”，鲜明标示追慕法兰西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