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7)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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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民主诉求，是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又由此形成“观念突进”的鲜明特色。
试看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在《新青年》（包括在其前身《青年杂志》）上刊载的推崇西方激进民主的文章，便会发现，他们议论的 重点并不在共和国体、议会政治等民主的结构性、操作性层面，而在“民权平等”、“主权属于人民”之类高调民主理念，即所谓“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而对民主理念的渴慕和大力宣扬乃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所引发的：民国的国号，共和的国体，并不能确保民主的实施和社会的进步，李大钊（1889—1927）在民国初年发出悲叹：“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雕敝，亦云极矣。”28（P6）陈独秀于1916年则说：“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29又进而认定，共和国体的巩固等政治根本问题的解决“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种觉悟在政治层面分为三步：第一步，国民普遍认识“国家为人民公产”；第二步“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多数国民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29他的结论是：
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29
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也。30
总之，陈独秀等人民主诉求的重心，已从国体、政体等具体政治建制层面，转向民主政治内在精神的探讨，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正是此种精神，以致种种进步的社会运动一再遇挫，于是，把唤起国民的人权自觉视作当务之急，故将思想文化运动推上前台，其逻辑是“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31。这种动力，上承严复“开民智”的呼吁，梁启超“新民说”的探索，而在五四时期则以民主与科学相结合的“理性启蒙”、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以及“改造国民性”等形态得以展开。因此，广义的五四运动被看作“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已成共识。与《新青年》齐名的刊物《新潮》，在出版宣言中，便称自己从事的是“文化运动”32。孙中山1920年初给海外国民党同志致信，正式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33（P347—348）
以观念变革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家的认识，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也有类似看法。他在一次演说中总结“辛亥革命相对失败”的原因是，“政治改变过分超越思想上和道德上的准备；政治革命是形式上的，外在的；在有名无实的政体革命兑现以前，一定要有一次思想革命”27（P273）。在这一意义上，《新青年》民主诉求的“观念突进”特色，不仅有其产生的必然性，而且有着重大的实际作用———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作民主观念启蒙，这对于现代中国民主的进展，可谓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