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8)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当然《新青年》民主诉求的“观念突进”特色，，又埋伏着问题———当年的民主先行者们，大都隐约有一种文化决定论倾向，以为观念解放即可导致民主实绩的降临。对于这种文化决定论倾向，五四时期正在北京讲学的杜威有所觉察，他在几次演说中指出，民主（当时译作“民治”）因素分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经济（生计）的四个层面34，又把社会问题分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类，而三者中经济问题最重要“经济生活是所有各种社会生活的基础”，35。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来华讲学，也论及于此。《新青年》作者们对这些提示有所领悟，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录引杜威“民治主义四层次”论说，并表示赞同“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心存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36但陈独秀对于实行民主的经济前提并未作深入讨论，而在“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方面加以发挥，可见其注意力仍然在政治的和观念的层面。后来，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强调了经济基础问题，他说“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但论述过于简单。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一著名演讲，指出妇女解放并不是从旧家庭“出走”即可了之的，根本点在于经济权的获得，这“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激烈的战斗”37。应该说，这是当年的清醒、深刻之见，但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新青年》所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民主诉求，是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与此相联系，其民主诉求还是精英式的，大体限于新知识界圈子之内，尚未真正深入到大众实际生活层面，转化为国民生活方式。这些特色由那一时代中国的历史条件所铸就，又对中国此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影响，其优长与缺失，至今仍然时隐时显地呈现，使我们有必要正视、解析，以作出正确的取舍、扬抑，这便是我们在纪念五四80周年之际，要对这一论题加以探讨的原因。
①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称陈独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顾虑。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转自《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