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承袭并超越“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揭起的法兰西式高调民主，迅速成为新知识界思想主潮，以致当时青年最喜爱的刊物是《新青年》，五四运动中影响最大的社团是北大新潮社，学生创造的传播形式是街头讲演，青年最崇拜的国度是法兰西，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是法国启蒙学者卢梭（1712—1778）。16当时的新知识分子不仅欣赏舶来的概念和理论，而且格外垂青现代性更为“彻底”的人物和主义，曾经颇受推崇的俄、德开明君相，被法、美共和英雄所取代，政治经济学比技术性的理财术更受青睐。时为北大学生的罗家伦说：
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士麦，不如崇拜佛兰克林。与其崇拜雷地奴（Richelieu）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斯的经济。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迪生的发明。17这种追慕最新潮流的风尚，对此后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运动影响深远。
《新青年》推崇法兰西式民主，是对民主主义激进形态的崇尚，这是其民主诉求的又一显在特征。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爆发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二月革命，立即得到《新青年》的积极评价，便是这种激进取向的表现。二月革命发生后半个月，陈独秀即著文响应，称“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18。十月革命后不久，陈独秀批驳康有为“俄改民主共和必内乱且分裂”之说，并盛赞俄国革命，其程度甚至超过他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
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19
此时的陈氏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并无深入了解，而且他此前还有“缓议社会主义”之论，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已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20但时隔不久，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立即给以高度礼赞，其实是从激进民主主义出发的，从而隐约预示了中国民主革命日后“走俄国之路”的前景。
３
《新青年》鼓动激进民主主义，是对笼罩中国社会的专制政治和令人窒息的礼教教条的叛逆性反应。当年的民主斗士多为深受压抑的在野之身，以旧制度、旧文化的3叛臣逆子自命。陈独秀曾说：
世界文明发挥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21
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代激进民主主义者与权力中心相对抗从而日趋边缘化的倾向。立意蹲监狱，并将研究室与监狱相交替的人生视为高尚优美人生，这种叛逆者的自我角色定位，大异于以“学优登仕”为人生追求的传统士大夫，也与明治维新间背负建设新日本使命而出将入相的伊藤博文辈大相径庭，同虽然终生在野却实为日本国家思想指导者的福泽谕吉（1835—1901）也颇异趣，与戊戌变法间充任新政设计者的康有为、梁启超亦有差别，堪相比拟的，是以 “冲决罗网”自任的谭嗣同（1865—1989）。①在“戊戌”时代，谭嗣同是个异数、异端，而五四新知识界则较普遍、较明确地走向边缘化，与旧政权、旧文明取更为尖锐的对立态度，其主观思路和客观境遇都决定着他们的用力处不在给新的民主政治大厦添砖加瓦，而在摧毁旧的专制政治堡垒，期望通过挣脱旧制度的枷锁，来谋求个人及社会的解放。故其激进的、高调的民主诉求又呈“解放型”特色。《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文章把所讴歌的近世欧洲历史称之“解放历史”，并将其诠释为———
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