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张海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获得长足进展，海鹏先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持续思考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并在主持编纂《中国近代通史》中付诸实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20年前（1998年），海鹏先生出版第一本个人论文集取名《追求集》，其中“追求”一词，有“对历史真理的追求”之意，他的追求主要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与思考。自从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来，将近55年，海鹏先生念兹在兹，孜孜以求，笔耕不辍，出版与发表了大量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除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以外，尚有《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书生议政——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等研究著作多部，编著和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台湾光复史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及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1840-1949）》、两卷本《台湾史稿》等工具书、资料集与通史著作多种，发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论文及各种学术文章四百余篇。从这些丰厚的学术论著，可以深刻体味海鹏先生的苦心孤诣与追求的境界。

　　一、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的专题研究

　　由于特殊时代的特殊背景，海鹏先生196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后，便遇到“四清”与“文革”，有长达十三年时间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十三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间，但在个体生命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尤其是在一个学者刚刚进入学术单位的最初阶段，本来应该是“黄金时期”，却被莫名其妙地耽误了。在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海鹏先生很是淡然，他说：“那十三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忘怀的经历，是我人生轨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失去的太多，海鹏先生没有在懊恼中徒叹奈何，而是急起直追，并因此而倍加珍惜宝贵的时光。1978年，学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海鹏先生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到1988年，这是他研究工作的“黄金十年”。[2]这个迟到的“黄金十年”，是海鹏先生的学术成长与奠基时期。此后，海鹏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行政领导及中国史学会组织工作，为研究所建设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耗费了大量心血，而自己的学术研究，只能利用假期和其他业余时间。由于这些特殊的背景，使海鹏先生的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色：涉及面广，视野宏阔。

　　海鹏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其论著既有精辟的史实考辨，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在具体研究方面，则涉及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以下从四个方面略做介绍：

　　（一）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研究入手。

　　“文革”后期，海鹏先生始有机会接触学术研究，但起初是被动的，只是接受组织分派的政治任务。1975年9月，组织上分派他结合评《水浒》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李秀成的文章。他撰写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篇带有鲜明“文革”烙印的学术性文章，稍后发表在黎澍先生重新主持的《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这时，他被刘大年先生吸纳到《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从此逐步走上正常的学术研究道路。1981年，他又与同事朱东安先生等在《近代史研究》合作发表《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明显带有“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印记。

　　当时，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海鹏先生对此也颇为用力。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研究，除了上述两文以外，海鹏先生还有两篇重要的代表作：其一是《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安庆战役是太平军与湘军战场形势的转折契机和分水岭，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但既往研究多从太平军的角度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海鹏先生则转换视角，从太平军的对立面——湘军方面展开研究，具体分析湘军取胜的原因，如曾国藩、胡林翼坚定的战略思想，正确而又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统一调度与协同作战的方针，以及成功的指挥艺术，这些均有助于观察太平军失败的另一面，从而丰富了这场影响太平天国战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安庆战役的研究。[3]其二是《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关于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研究，辛丑议和是绕不过的课题。海鹏先生独辟蹊径，从国际法角度研究辛丑议和，深刻指出列强处处打着国际法的旗号，但是通观辛丑议和全过程，以及《议和大纲》、《辛丑和约》的主要条款，可见列强都违背了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这个看法一针见血，直击近代殖民主义强暴而虚伪之本质的要害，很是发人深省。他进而认为：“如有学者能从国际法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将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一新生面，加深并丰富人们对近代史是认识。”[4]这两篇论文是转换研究视角，提出新见，推进相关研究的成功范例。

　　（二）重点研究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

　　在诸多近代史研究领域，海鹏先生用力最深的是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研究，他首先是从整理资料开始的，与人合作从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湖北革命实录馆原藏档案，选编了三巨册120万字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83年版）。利用这些资料，他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考证论文：其一是《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武昌起义前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的时间，历来有10月8日（八月十七日）和10月9日（八月十八日）两说，海鹏先生从直接当事人赵楚屏、黄玉山、邓玉麟、孙武、刘公、谢石钦、李春萱（作栋）、王伯雨、叶桂芬、刘炳、汪锡玖、钟堃、潘善伯、丁笏堂、梅宝玑、陈宏诰等事后的回忆，与事件无关的局外人——革命党人谭人凤、胡鄂公、彭寿松、胡石庵与立宪当人张謇当时的记载，以及与事件直接相关的湖北地方当局与外国驻汉人员如湖广总督瑞瀓的电奏、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根据俄国驻汉口总领事敖康夫提供材料的报告、汉口江汉关英籍税务司苏古敦致总税务司安格联函、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致林董外务大臣电等多方面材料，考实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发生在10月9日（八月十八日）。确定这个时间，对于理解武昌起义发生在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至关重要。[5]其二是《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新军排长蔡济民为首的15人组成的“谋略处”，作为决策机关，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据海鹏先生考证，所谓的“谋略处”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10月11-14日，军政府下成立的主要组织机关如下：（1）参谋部：部长杨开甲，副部长张景良，兵谋科长吴兆麟，参谋官20余人，秘书、书记、收发各若干人。参谋部是军政府初期成立最早且最重要的一个机关。（2）交通部：李作栋为部长，李钦为副部长。（3）军需部：向訏谟为部长，胡捷三为副部长。（4）书记部：冯昌言为部长。（5）民政部：张和伯为部长。（6）测量部：由朱次璋建立。（7）稽查部：蔡汉卿为部长，王子英为副部长。（8）外交部：胡瑛为部长。另外，还特设执法处、侦探处、间谍处、招纳处。在军政府初期各部处机构中，未见“谋略处”的存在，所谓“谋略处”是长期以来对参谋部的误记。[6]这两篇考证论文，一篇“考实”，一篇“考异”，充分展示了海鹏先生精湛的考据功夫。在《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一文中，他总结自己的心得是：“历史研究者如同办案人员一样，必须具有十分冷静的头脑，收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参照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应付裕如，下笔有致。”[7]治史如老吏断狱，这是乾嘉考据学的基本方法。海鹏先生在谈及《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一文时，曾特别说明：“这篇考证谋略处的文章，我是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来研讨的。”[8]实际上，这两篇考证论文，也是海鹏先生运用考据学方法研治近代史的典型范例。

　　稍后，海鹏先生又撰写了《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3年）一文。这篇论文对黄兴等重要革命党领袖人物对武昌首义的态度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对革命能在武昌首先爆发并取得成功的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延缓了奔赴武昌前线的时间，错失了掌握首义胜利之初革命领导权的机会，致使革命政权最初落到旧官僚黎元洪之手，从而影响革命的进程。论文从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党人派人到香港请黄兴回湖北领导起义入手，细致地考证了黄兴因黄花岗起义之后意志消沉，不相信武昌能成功发动起义，因而一度不见武昌来人，了解情况之后也不马上动身，而是迁延时日，当他从上海转到武汉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黎元洪也做了都督。论文还从宏观上比较分析了黄兴、孙中山及中国同盟会的起义战略，从而说明黄兴等革命领袖对武昌首义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了起义的前景与结局，因为革命党高层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不能及时赶到武汉，武昌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也不在现场，起义军不得不找到下级军官吴兆麟为临时指挥，又不得不找出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如果黄兴、宋教仁在起义现场，或者蒋翊武、孙武能挺身出而指挥，武昌起义的前景要辉煌得多，其结局将是另一个模样。”[9]这篇论文从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这个微观问题入手，关照了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整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示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