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2)

　　海鹏先生不仅关注辛亥革命的微观问题，他对辛亥革命也有整体思考和评论。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对辛亥革命的贬低，而是正确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从反对封建专制这个层面，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历史的进步，这是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很高评价。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性质，确定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前后进程关系，对于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有好处的。”[10]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次伟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并从“辛亥革命冲破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堤防”、“辛亥革命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辛亥革命的失败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四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11]

　　海鹏先生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研究颇有心得，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论文。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经常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并用，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学界颇有分歧。海鹏先生所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一文，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孙中山与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等几个方面，详细评述了学界既有相关研究的各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孙中山所理解并准备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他要在中国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同时，他还指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如果有人就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专文讨论, 定会加深人们对孙中山思想的认识。”[12]学界有人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海鹏先生撰文予以辨析，认为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理念，要将他习惯使用的术语、名词认真鉴别，不能随意望文生义地附会，以免歪曲孙中山思想的本意。事实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说，本身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孙中山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其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并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他的“社会革命”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概念。[13]他还特别撰文剖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认为民生主义代表近代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渴望同官僚垄断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争取平等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应该称之为民生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14]他进而认为，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他的民生主义的真谛。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公开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民生主义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5]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相联结，充分突显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如何推进孙中山思想研究？海鹏先生一再强调要关注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其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尊崇马克思主义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最高的理想与不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节制资本与大贫、小贫，批判资本主义与推行资本主义，提倡国家资本主义与反对大资本垄断，真心同情劳工阶级与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正因为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而使各种政治势力对民生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16]他进而指出，这些矛盾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自身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就这些矛盾展开研究，很有可能找到一个推进孙中山研究的突破口。” [17]

　　（三）兼涉其他多个领域。

　　海鹏先生的近代史研究涉及面很广，几乎关注到各个重要领域。如晚清的洋务运动，他曾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做过系统演讲《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第79-104页），也撰写了两篇相关研究论文：其一是《析黎庶昌<敬陈管见折>》（《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发掘了驻外使臣黎庶昌在中法战争期间关于内政改革建策的奏折，此折之前并不被人注意。其二是《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提出中国的洋务新政不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而可以与德川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因为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完全相同，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完全相同，这样便为认识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提供了新的视角。又如晚清的维新运动，他发表《对“戊戌维新的再思考”的再思考》（天津《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增1期），对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关于民国史研究，他发表《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充分关注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指出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像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样的一部断代史，并从自己对中国近代史从“沉沦”到“上升”的总体认识，提出研究民国历史应该把握五个历史转折：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民国历史的第一个转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历史的第三个转折；1936年西安事变与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民国历史的第四次转折；1946年6月国共内战开始，是民国历史的第五次转折。[18]关于国共关系研究，他发表《论皖南事变之善后》，从国共抗战路线不同这个皖南事变之远因入手，具体分析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而尖锐对立、难以转圜的状况，认为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消灭了新四军主力，但政治上在全国很被动，而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失去了新四军主力，但在政治上斗争很主动，从而使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19]关于留学生问题，他发表《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详细考察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人数约有十万余人，远超过同期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但其中90%的人没有毕业就提前归国了，而且往往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采取集体回国的方式。他强调指出，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因此不能培养留日学生亲善日本的感情，反而迫使他们大多数人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20]还有关于中日关系史与港澳台研究等问题，笔者曾撰文简要介绍。[21]特别是台湾史研究，是海鹏先生在近代史研究所开辟的新领域，冯琳撰有专文，此不赘言。

　　（四）近期关注抗日战争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海鹏先生关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变本加厉地蓄意制造事端，使中日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不时地发生波折。面对现实中复杂微妙的中日关系，为了做出学理上的回应，学界加紧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使抗战史研究有渐成“显学”之势。这期间，海鹏先生做了多方面的睿智思考，充分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担当与卓识。他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两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一方面，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因为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进一步推动民族复兴；另一方面，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贡献，从此中国开始登上了大国活动的国际舞台。[22]在反思国内外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现状之后，他强烈呼吁大力推进抗战史研究，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包括海峡两岸的科研力量，制定抗日战争研究科研规划；二是全面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建立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和互联网数据库；三是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四是积极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国际网络，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23]

　　对于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海鹏先生都有理性而冷静的思考。比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老问题。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存在两个战场和两个领导中心：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大战场，在对日作战上始终实施着全面的战略配合，在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战略支撑的作用；领导和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正是这两个领导中心构成了两大战场的政治保障。抗日战争中的两个战场和两个领导中心，形成了抗日战争历史的主线和基本线索。[24]又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他认为“二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有两个战争起点：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是东方战场的起点，1939年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是西方战场的起点；还有两个主要战场：亚洲战场最大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是中国抗战，美国与英国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加入对日作战，欧洲战场主要是欧洲国家加上苏联和美国对付德国侵略势力。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苏、美、英等国际力量给中国抗战巨大的支持，中国战场的持久作战也给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巨大的支持。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25]再如，关于“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概念之争问题。2017年初，有关部门发函要求全国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把“八年抗战”全部改为“十四年抗战”，有学者在报刊撰文认为“十四年抗战”概念已经在史学界形成共识。海鹏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中国史学界向来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局部抗战的历史；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历史，也开启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用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来概括1931年以后至1945年的中国历史，是准确的，严谨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以完整地、全面地解释这一段中国历史的。用“十四年抗战”概念，就不可能准确概括1931-1945年间的历史。他进而认为，无论是“八年抗战”或者“十四年抗战”，从学术上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宜由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把“八年抗战”全部改为“十四年抗战”。“‘八年抗战’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如果用‘十四年抗战’作为一个概念取代‘八年抗战’，将会遇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历史上将难以做出交代。”[26]这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历史学家的理性谏言。

　　以上简要介绍了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的专题研究情况，可见虽然海鹏先生最初进入学术研究是被动的，但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掌握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积极探索与追求，并能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握时代变迁的脉搏，占据学术前沿，进而引领与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