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5)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海鹏先生是积极参与者。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涉及的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它包含什么内容，它的历史发展趋势，哪些新的阶级产生了，哪些旧的阶级力量衰弱了，哪些阶级力量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步伐，等等。”至于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这便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包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48]对于这些宏观理论问题，他都做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争，基本上延续了50年代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论争过程中，海鹏先生是坚持“两个过程”论的代表人物。所谓“两个过程”论，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个著名论断的概括。针对有的学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这样的观点，海鹏先生正面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两个过程”论只是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并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近代史上还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甚至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都是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是应当承认，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用它们来冲淡或者代替“两个过程”论是不妥当的。由此可见，“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49]稍后，他进一步撰文肯定，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确当的概括”。他指出：“毛泽东关于‘两个过程’的概括，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而形成的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50]

　　针对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半殖民地化），而且有“上升”（半资本主义化），这种“沉沦”与“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观点，海鹏先生认为这种解说有一定新意，但又难以自圆其说。虽然他并不否认“沉沦”时伴随着“上升”的因素，“上升”时也有“沉沦”的因素，但他不以“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为然，而是提出了先“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新解说。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这样解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与‘上升’，是否更合理些呢！”[51]

　　当时，胡绳先生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受到诸如“四个阶梯”论等新观点的挑战。海鹏先生不以为然，他说：“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有人批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希图用‘阶梯’论或者别的什么论来代替。照我看来，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52]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上，海鹏先生坚持和发展了胡绳先生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提出了“七次革命高潮”的观点。他认为：“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他突破1919年的分界线，把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分为七次：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二次，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第五次，1927年大革命；第六次，1937-1945年抗日战争；第七次，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说：“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53]

　　（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与研究对象。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历史分期密切相关，在参与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海鹏先生已经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以往学界多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或者笼统地称为中国近现代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不时地受到质疑和挑战。海鹏先生的意见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基础上，他依据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解，依据对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形成和“沉沦”与“上升”不同发展的认识，试图打通以1919年为分界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力图从宏观上建构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他把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分为六个时期：（1）1840-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遽变化作出初步反应的时期。（2）1864-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做出强烈反应的时期。（3）1901-1915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4）1916-1937年，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5）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时期，中国近代史发生根本转折。（6）1945-1949年，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54]

　　近年来，海鹏先生又撰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进行专门阐述。在他看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实际上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是以1919年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一方面，他认为以1919年为分界线割裂了一个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割裂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他们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另一方面，他进一步阐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论证了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因此，应该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55]他赞成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1949年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是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分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科学的。”[56]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海鹏先生逐渐明确了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他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57]他进一步论证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可以不因“近代”的内涵随时间改变而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他说：“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