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6)

　　（三）关于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

　　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认识，是要打通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建构一个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此，他不仅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而且有不断的具体实践。早在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之初，他就曾协助刘大年先生编著《中国近代史稿》。该书只出版了第1-3册，计划中的第4、5册因故未能完成。海鹏先生在回忆此事时曾深表遗憾。[59]编纂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是他埋藏心底的一个学术情结，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9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本《中国近代史（1840-1949）》（群众出版社），是一次初步尝试；2006-2007年，又主编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中国近代通史》以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即现代化——为基本主线，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840-1949年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全书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但不局限于政治史、革命史的范畴，而是有机地结合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专题史内容，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近代中国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中国近代通史》的体系结构，主要根据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原则的一些基本看法，并作了适当调整。全书分十卷：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是全书的总论，简要概述了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历史传统，以及该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对中国近代史作了宏观的解说；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年），叙述西力东侵与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初步反应的历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年），叙述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中国朝野为应对变局而寻求变革自强，并被甲午战争证明失败的历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年），叙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做出强烈反应的时期；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年），叙述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互动关系的历史，揭示近代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型的实相；第六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年），叙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割据战争的大部分时期的历史，是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并转趋上升的时期；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年），叙述国共合作发动大革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高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垮台的历史，明显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上升趋势；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年），叙述国共两个政权长达十年的对立与政争的历史，由于外敌日本的侵略，使国共政争局面发生重大变化，西安事变是一个关键因素；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年），叙述全民族抗战及其伟大胜利的历史，揭示了抗战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转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年），叙述了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历史，展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

　　该书总结了新中国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成果，第一次完成了一部以1840-1949年时间范围的大型的中国近代通史。从通史的角度说，既打通了断代史意义上的晚清史与民国史的分野，又打通了学界习以为常的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野，第一次搭起了一个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一般的近代专门史，也不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通史》在总结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近代史框架，为进一步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对于海鹏先生及其精神家园——近代史研究所，均有非常特殊的意义。2001年底，海鹏先生在“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讲述了一个典故：“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60]其实，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一直是近代史所几代领导人的心愿。第一任所长范文澜先生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只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范老还曾在近代史所确立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究由于时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毕其功。刘大年所长主编了《中国近代史稿》第1-3册，但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只能算完成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海鹏先生主持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编纂项目，就是希望了结近代史所的“半部近代史”情结。项目完成后，海鹏先生在回顾撰写、出版历程时总结说：“作为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逾40年，担任所里的领导工作超过16年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感谢长期以来研究所对我的教导，同时因为在我手里完成了几代人梦想完成的任务，感到可以告慰创所的所长范文澜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所领导工作的刘大年先生。”[61]

　　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均引起了较大反响。不仅新闻媒体多有报道，而且《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还发表了多篇书评予以推介。专业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编发了茅家琦、龚书铎/张昭军、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罗志田、马敏、桑兵、郭世佑9篇笔谈文章，对《中国近代通史》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李文海认为该书是一部“全面、详尽地反映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历史状况的学术专著”，并总结出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62]又如，熊月之认为：“《中国近代通史》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的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63]再如，马敏认为，《中国近代通史》“从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视角，给出了一种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通盘性解释”，“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真正写通了的大型中国近代“通史”。”[64]

　　此后，海鹏先生又作为首席专家，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作为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教材，正在向全国高校推广。他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别委托课题，与学生翟金懿合作撰写《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作为学术普及读物，向全社会广大读者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通过这两项工作，海鹏先生可以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大众传播自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理念，包括正确的历史观和可靠的近代史知识，所以他乐此不疲。

　　四、结语

　　海鹏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不无遗憾地坦承道：“说实话，我个人原来是有意在专题研究上多下些功夫，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65]因为长期担任行政领导与组织工作，海鹏先生没有自己的时间做更多精深的专题研究，尽管他曾经小试牛刀写了一些精彩的专题论文，也充分显示了从事专题研究的深厚功力，但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与特色还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评论，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我们或许会遗憾学界少了一个近代史某些领域方面的研究专家，但应该庆幸多了一个出色地引导和推动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大家，这是对海鹏先生学术贡献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他多年来作为学术组织者与领导者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恰当定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海鹏先生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是建国以来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内中国大陆学界探索近代史的结晶。正如曾业英先生所说：《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出版，“实现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也可说是完成了国内几代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夙愿。”[66]这就是说，《中国近代通史》是新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

　　2016年，《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将届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意修订再版。在讨论修订的过程中，海鹏先生提出修订时要维持初版的基本风格、基本观点、基本结构“三个不变”的原则，得到各卷作者与出版社方面的认可。[67]双方之所以采纳这个要修订但又不能大改的原则，是因为：一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较大发展，相关的档案文献也有持续公布和新的发现，如清史编纂工程大量刊布清史档案文献史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日记手稿，以及中外档案馆新发现和公布的大量新史料，等等，都为近代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和学术路向，根据新材料、吸收新成果对《中国近代通史》予以修订，确实很有必要。但另一方面，就目前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与研究水平来说，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近代通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一时还难以超越，只能有待来日，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令人可以期待的是，当今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学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新时代召唤他们有新的突破。他们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不同流俗的开拓创新精神，尤其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可望为近代史研究带来新的气象。如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有任何新的突破，只要不违背科学创新的理性精神，想必这也是海鹏先生所乐于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