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3)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学术研究中的专与博，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是学界历久弥新的话题，也是海鹏先生经常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在访谈中谈到：中国社科院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是“书呆子”，另一种人是战略思想家；多数研究人员要成为“书呆子”，少数人成为战略思想家。“多数人成为某一个问题研究上的专门家，少数人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具有广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上下古今，国内国外，无不涉猎。许多专门家及其学术成果形成了引领某个、某些学术领域前进的标志，始终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某个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则在某个或者某些学科的学科体系上做出创新性的思维，引领那个学科向着更高的水准或者集成的高度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家，小则可以引领某一学科领域向着新的高度发展，大则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27]显然，海鹏先生不是纯粹“书呆子”式的专门家，而是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因无暇顾及更多的专题研究，海鹏先生用力最多、成就最著的还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包括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及立场方法等诸多宏观问题。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观察与研究历史的一整套基本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海鹏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再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海鹏先生有幸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领导下工作，不仅读他们的著作，而且亲炙他们的教诲。他曾撰文阐述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开拓之功，特别是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先驱作用，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督促、鼓励自己努力沿着这些前辈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能动摇。前辈的指引是一方面，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领悟和体会。他曾自述说：“我是在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我在学习和理解这个理论后，是服膺这个理论的。即使遇到质疑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都不曾动摇过。”“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28]海鹏先生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历史研究实践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指南针”和“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

　　海鹏先生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必须尊重基本史实，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教条化。“只有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29]他反对贴标签、机械式、教条化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就要注意时代的不同，观察今天的现实社会，基本上可以不必用阶级分析法，但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的方法还是阶级分析法。“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30]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历史资料的时候，不仅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且努力追索历史过程的本质，把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精神结合起来。”他在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无论做什么课题研究，都始终遵循这种精神。他说：“我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不论是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宏观历史的思索，都努力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努力体现科学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结合。……我认为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符合历史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实。”[31]

　　坚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海鹏先生始终秉持的治史原则。在与访谈者谈及这个治史原则时，他坚定地表示：“这的确是我始终坚持的治史原则。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大陆的刊物上我是这样讲，在台湾的刊物上我也是这样讲的。”[32]他曾在台湾《历史月刊》撰文，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结合这个原理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历史事实，包括帝国主义侵华问题、洋务运动问题、辛亥革命问题、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三民主义）问题、资产阶级历史作用问题、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问题、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等，分别进行了解说。有鉴于台湾学者对唯物史观多有诟病，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他还从具体事例引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出于一种信仰，即出于尊重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这样一种真实的信仰。”[33]

　　（二）借鉴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

　　中国近代史研究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地受到国际学术的影响：一方面，大量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被译介进来；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些都对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时代里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对此，海鹏先生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和回答。他提倡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吸收、研究、借鉴国外史学理论。他说：“在历史学领域各学科建设中，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并开展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如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和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方面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34]他对于现在的年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下降，而言必称西方学者的“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深表忧虑。他强烈呼吁：“在学术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35]

　　同时，他提倡努力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历史学的话语权。在他看来，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要着重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其他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不足在哪里，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要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中国传统儒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回答为什么中华文明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指引中国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还要关注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上文明中心的转移，探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课题，需要学者深入进行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依据，要有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有说服力，才能建立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气派。”[36]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他主张要坚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地开拓创新，要坚持自己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与理论，并用扎实的史学研究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他说：“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并提升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做出更加翔实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学术体系。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历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37]

　　（三）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兼采“现代化范式”。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并不是新东西，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范文澜与蒋廷黻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史》分别是这两种范式的典型代表作。这两种范式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的产物，其在学界的影响与命运也同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海鹏先生认为：“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38]可见学术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政治的影响。正是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因素，长期以来，大陆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还是遵从革命史范式。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现代化问题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现代化理论更是学界的时髦话语，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有学者试图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与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