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10)

　　南京取消独立以后，第八师将开往江北的部队绕道瓜洲调回南京，并将蚌埠桥梁炸毁，以阻止敌军南进。接着，何海呜运动守卫都督府的第一师残部，又在南京宣布独立，自称讨袁军总司令，旋为第八师的部队逼令取消。第八师兵士受何海鸣部下的煽动，向官长索饷，鼓噪不已。代理团长李浚召集士兵训话，严加谴责。士兵即将他打死，纷纷四散。第八师的军官亦全部离宁，各自逃亡。南京第八师的实际领导权一向为旅长陈裕时所掌握。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认为第八师初则反对出兵讨袁，继则一遇战事失利，就在南京取消独立，这些都是陈裕时在暗中主持的，因而对陈衔恨甚深。他们已组织几个暗杀人员，拟俟陈由沪赴宁进入城门时将他杀死。此消息为他的妹夫何遂所探知，乃急电陈中途返沪，陈始幸免于难。又陈裕时为使第八师获得保障与发展，曾与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暗中有联系。在袁称帝时，陈裕时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曾约请黄恺元赴长沙劝说汤芗铭，他自己也亲赴成都劝说陈宦、敦促汤、陈通电反袁。后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因病圆寂。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上海、南京讨袁军既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五）亡命日本以后

　　黄先生离宁所乘日本轮船未在沪停留，径直开往日本。他曾在船上写一密信告我说，他在吴淞口不能上岸，只得去日本。我还记得他信中有“这次上了当”一句话（大意如此），不知意何所指，以后见面也未再询问究竟，至今还不明白。

　　南京、上海讨袁战事失利后，我还未打算离沪。有一天，我在上海电车上看见上海护军使的悬赏布告，写明缉拿黄兴、陈其美，各悬赏五万元，李书城、黄郛各二万元，且不论生死，一律给赏。我觉得不可再留在上海，遂同何成濬离沪赴日。

　　我们在神户上岸，在所住旅馆旅客簿上填上假名，并向来访的警察打听黄先生的住址。警察未肯相告。我们忽接到一个自称是“同情”我们的日本人来信，说他有一件极机密的事要当面告知我们，请我们于某日某时乘某路电车到某站下来，他穿某种衣服在站迎接云云。我同何成濬照信中所述时间、地点前去。果然有人在站迎接，把我们请到他家中。这个人向我们说，他愿意为中国政府效劳，刺杀黄兴，只要我们在中国驻日使馆取得一支手枪给他，他即实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看错了人，把我们当成袁世凯的爪牙了。我们同他敷衍几句，即回到旅馆，把当地警察找来，告知他这件事。警察听说，并不惊讶，谓可一笑置之。这时，他才把黄先生的住址告知我们，并陪同我们到黄先生那里去。

　　我们不久即同黄先生移住东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同志也陆续来到日本，大家交换意见，筹谋善后办法。这时，孙先生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意见。他把本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并且认为黄先生应负更大的责任。孙先生说，在南北议和时期，他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黄先生不赞成；以后他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南来就职，黄先生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他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先生也不肯听；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黄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后他本拟亲赴南京出师讨袁，黄先生忽自告奋勇，阻其前往，致招锉败，全局瓦解。孙先生既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党员不听话，尤其是黄先生不听话，所以他主张改弦更张，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且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写誓约，打指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服从孙先生的命令。陈其美、戴天仇、杨沧白首先赞成，并邀约在日亡命的同志都一致参加。但一般首义有功的同志，尤其是在首义时作过高级将领的同志，都认为这种写誓约、打指印的做法有失身份，不肯附和。孙先生仍然坚持一定要这样做。陈其美复到处奔走，在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黄先生曾约请胡汉民、汪精卫两人设法婉劝孙先生改变这种做法。胡、汪两人说，他们最初曾尽力劝阻过，但后来鉴于孙先生的意见异常坚决，为暂时照顾孙先生的情绪，他们两人都勉强按照孙先生规定的办法履行了入党手续，等候时机再设法进劝。黄先生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故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以便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黄先生遂于1914年夏由日本乘轮先赴美国，并准备遇有机会再到欧洲游历。

　　同黄先生赴美的有翻译徐申伯、秘书石陶钧和我。翻译唐月池则先期前去办理入境手续。我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时，唐月池与先在美国留学的黄先生长女振华以及旧金山的许多侨胞都前来迎接。因此临夏季，在旧金山未住几日，即在旧金山北面的一个海岸避暑地住了一个多月，随即赴纽约小住。不久就在费城郊区租赁一所住宅定居下来。

　　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黄先生都被邀去作了访问。各地华侨同胞除开会欢迎外，并拟筹集款项送给黄先生作革命活动的经费。黄先生每到一处，除了说明旅外侨胞历来帮助革命，贡献很大，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外，并详述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事实，鼓励华侨继承奋斗，共同打倒袁世凯。他并嘱华侨同胞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寄东京交孙先生支配，声明他自己这次是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因为他唯恐因此使侨胞热爱祖国的情绪受到影响。

　　黄先生旅美期间，欧战已发生，日本也接着对德宣战。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时局严重，相约组织“欧事研究会”，经常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的方针，并函告黄先生，征求黄先生的意见。

　　黄先生到美国后曾商请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这个刊物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些同志在东京创办了大森浩然庐和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日本的同志学习军事和政治。殷汝骊主办浩然庐，彭允彝主办法政学校。两校的经费是由黄先生和李烈钧负担的。

　　黄先生在美听到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立即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国内外同志多响应黄先生的号召，作了同样的声明。后来袁世凯阴谋推翻共和、僭称帝号时，黄先生听到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加入筹安会，洪承点等签名赞成帝制的消息时，极为愤恨，骂他们是革命党中的败类，认为这是革命党人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