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7)

　　这时，在北京出狱不久，在同盟会中素负盛名的汪精卫已到上海。汪早已同袁世凯其及子克定密商决定袁在北方推倒清室，他在南方推戴袁为大总统。他曾派人到武汉告知黎元洪、黄先生和武汉首义同志，他们均表赞同。这时汪既任南方议和代表，仍坚持他的主张，甚至不惜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他并邀约当时负社会重望的吴稚晖、李石曾等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他自己也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表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此外，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先生因早有误会，也曾对孙先生大肆攻击。攻克南京有功的浙军司令朱瑞系保定军校学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堃、王芝祥等，本系清廷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以张謇为首的上海名流们曾替袁世凯划策，怂恿他推翻清室，并在上海起草清帝退位诏书，送交袁世凯用隆裕太后名义颁布。他们当然对袁有好感，也是不肯反袁的。同时，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温宗尧等既已切实允诺举袁为大总统，并且因此才换得一纸清帝退位诏书，他们当然也要实践诺言，不肯失信。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军的实力。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在国际方面，那时袁世凯已同英政府暗中勾结，英政府随时可给他援助。其他各国也大都希望中国形成分裂的局面，以便于他们任意要挟宰割；他们自然绝不会愿意中国有一个新兴的、由进步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政府，来抵抗他们的侵略。因此，凡是考虑过以上各种情势的人，都主张对袁让步，举袁为总统。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宋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行动了。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建都南京、要总统在北京就职的两个决议。但是这些纸上的决议都被袁世凯种种设辞和阴谋手段（如南方迎袁代表到京后嗾使兵变）所撕碎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窃取政权的野心。我们当时主张让袁世凯做第一任总统，当时的背景约如上述。关于这个历史问题的是非得失，从今天看来，应该怎样判断，应该如何吸取经验教训，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以后，设立南京留守府，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宁的军队。黄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的留守，我为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良（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濬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当时最感困难的问题是南京拥有10余万人的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允俟到北京就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到南京来，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经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我曾用南京留守府总参议名义，公开指摘他的失信，他还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经过这次兵变，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我当时曾想到，在兵多而无饷的情形下，黄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的财源，来训练几师精兵保卫国家。我正拟将此意写信到上海向黄先生建议，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我感觉到出路已穷，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负一天危险的责任。袁世凯一面迭次挽留黄先生，请黄先生不要辞职，一面又总不拨给军饷。这明明是袁世凯的毒计，要使黄先生坠堕入陷阱，身败名裂。我遂商请黄先生从速结束留守府。

　　在结束留守府以前，在南京驻扎的军队除江苏军队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外，其余浙江、广东、湖南的军队分别调回原省，剩余的军队一律在南京遣散。但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师的枪支有两套，一套分发士兵，一套存储仓库备战时扩军之用。饷项归中央陆军部直接发给。师长陈之骥是直隶（今河北）省人，日本陆军士官第五期学生、同盟会内的丈夫团团员，为人忠实耿直、尚义气、重然诺，曾经捐过郎中，又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女婿。他被推为第八师师长，是陈裕时首先提出来的。陈裕时是一个多计谋、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时从广西带来一支军队，编入第八师为一旅，他也被推为第八师的一个旅长。他认为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会受袁世凯的抑压，将来还可大有发展。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推举陈之骥为师长。同时，推定两个旅长，除陈裕哩之外，另一个旅长是从广西桂林带来一支军队的司令赵恒惕。王孝缜、黄恺元、何遂、陶德瑶、刘建藩、张华辅、张厚琬等先后为团长，吴和宣为工兵营营长，袁华选为参谋长。其后，陈裕时辞职，赵恒惕也调到湖南，由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兼任旅长。我们当时只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得坚实健全，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应裁的军队就设法促其迅速裁遣，以便早日结束留守府。我看到有些师、旅长对裁遣军队进行不力，就订出一个限期裁遣、饷项包干的办法，即先发一个月的全饷交师旅长掌握，过期不再发饷；从早遣散了士兵，所剩余的饷项也不上缴。这样，各师就不待催促，都尽先裁遣士兵，以便留有余款作官长回家的旅费。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同志就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此事被各师发觉后，他们纷纷来留守府控告，指明第八师的团长何遂招收了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要求处理。留守府知道裁遣各师而只保留一个第八师，这件事早为各师所不满，现在各师又把第八师违令招兵的事实来府控告，若处理不善，恐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我遂忍痛将何遂同志撤职，以暂平各师的攻击，准备事后再令何复职。第八师不同意，要我收回成命。我坚持不肯，王孝缜同志还气冲冲地到留守府来要打我。我还是照原令执行了。裁兵完竣以后，留守府即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