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8)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15:46 来源：《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作者：李书城 查看：
（四）宋案前后和癸丑讨袁
南京留守府取消以后，袁世凯即派同盟会会员张钫来沪邀请黄先生赴京。是时孙中山先生已在京多日，与袁世凯商谈国事，尚称融洽，黄先生到京后亦参加会谈。袁世凯对孙、黄两先生不仅招待极为隆重，而且态度也表现得很谦恭，表示他一定要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政见次第付诸实施。孙、黄两先生对袁世凯也表示信任。孙先生在袁世凯召宴的筵席上说：“让袁总统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建设，把铁路线延长至二万里，民国即可富强”云云，袁又发表了八大政纲，谓系他与孙、黄、黎共同协商决定的。袁请孙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请黄先生担任粤汉铁路督办。黄先生想早日建成南北交通干线，促进南方的建设事业，亦允担任。但黄先生离京后，派我同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商量职权问题时，朱坚持督办应受交通部管辖，一切用人行政事项均须向部请示批准。黄先生认为与原议不行，知袁世凯实无诚意，遂决定辞职。湖南革命同志拟请黄先生回湘为都督，但黄先生因不肯取代谭延闿的职位，亦不同意。
黄先生离京时，曾与袁世凯商议，留我在北京作总统府军事处次长，以便联系。军事处总长是萌昌，我与他都无事可办，负实际责任的是参议唐在礼。所有关于军事机密事宜都是由段芝贵与参谋部次长代理总长的陈宦直接同袁世凯密商办理，连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不令参与。袁世凯那时对待南方革命军人表面上极为优渥，凡来府谒见的，他都亲自接见，褒奖备至，离京时赠送珍贵礼物，并随时赏给文虎章或嘉禾章，以资笼络。袁对肯受收买的人更给以高官厚禄，使其甘心作他的爪牙，经常在各省内部捣乱，并把各省内情密报北京。
袁世凯侦知宋教仁联系南方各省，在国会议员中能获得多数选票，可能被选为内阁总理，乃与赵秉钧密谋，嗾使奸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向宋行刺。宋遇刺后于22日4时身死。宋案发生后，很快便发现这是袁世凯的阴谋。袁世凯本来照例每星期中总有一天约我同段芝贵、陈宦与他共餐，会谈南北两方情况的，但自宋案发生后有两星期没有约我聚餐。我心中怀疑他对我有所疑忌。恰巧一个素有神经病的同乡名叫刘端吾的来找我，向我说：“你不要怕，我今天已写信给袁大总统，说你是个好人，不要怀疑你有什么举动。”我听了他这番话，怕他这封信反而提醒了袁世凯对我有所行动。我为了免被袁世凯暗中监督或者暗害，即于是晚借送客上车为名，跳上京沪通车一直回到上海。未出京的军人同志仇亮和林述庆，以后都被袁杀害。我却因这个神经病者的一番话，得以幸免。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都回电申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说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是时，上海法庭曾根据所得证据票传赵秉钧到案，赵拒不到庭。同时北京方面亦借口在京破获了国民党的暗杀机关，通知上海法庭转传黄先生到案。黄先生为了揭穿这个阴谋，便按时向上海法庭报到。袁阴谋终不得逞。
是时，袁世凯到处派人收买革命军人，广东驻沪代表覃鎏钦已被袁世凯收买，态度暖昧，行踪诡秘，上海同志都对他特别警惕。袁世凯并派北京平政院院长庄蕴宽来沪探听我的意见。庄对我一向关怀，且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直接找我而托他的秘书问我愿不愿离开上海。他的秘书对我说：“袁总统托庄院长告诉你，如你愿意回京，不必再入总统府，可出任绥远都统；如你愿出洋，袁总统愿送你旅费八万元。这是袁总统的意见，托庄院长回沪之便向你转达的。”我说：“黄先生在沪一天，我绝不会离开此地。如宋案得到合法解决，我与黄先生也都不会长留在上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