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6)

　　（三）南京临时政府和留守府时期

　　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4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12月17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这一晚的谈话，使我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我看他以后处理一切事、对待一切人，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同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议决中华民国纪年改用阳历，以旧历十一月十三为阳历1月1日，孙先生即在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最初，各省代表曾欲仿法国制度，设总理一职，并拟举黄先生为总理。后因孙先生主张采用美国制度，不设总理，此议始作罢。孙先生向参议院提出黄先生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得同意后，黄先生即赴南京组织陆、参两部。黄先生本预定以我为陆军次长。当我正在上海南海邑馆陆军招待所同北京陆军、军谘府南来的同学商量南京陆军部各司局人选的时候，湖北陆军革命小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陈裕时要我把陆军次长让给北京陆军部的科长蒋作宾，因为蒋为人一团和气，又曾当过科长，在南来的陆军同学中他的官阶最高，他当了次长，则部内的各司局人选由他安排就比较容易，免得我作次长时引起同学的地位争执，不好处理。我接受了陈裕时的建议，即请黄先生任蒋作宾为陆军部次长（蒋以后从南京陆军部转到北京陆军部，受到段祺瑞、徐树铮的种种轻侮，他都能忍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他入总统府作黎的幕僚，又经常与专横的段、徐二人打交道，他确是很有耐性的）。参谋部次长是钮永建，他在江、浙军界中是相当有威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汤、林两人在上海当过黄先生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文电都是他两人草拟的。后来湖北方面因衔恨汤化龙曾在上海电责武昌首义人士，特电致南京反对他任陆军部秘书长。汤乃离宁赴沪。林长民在南京街头上曾受到老同盟会会员的当面讥刺，说他从前反对革命，现在又混进革命队伍来了。他因此也辞职赴沪。他们两人后来成立民主党，与国民党为敌。

　　某日，安徽军军长柏文蔚来陆军部领开拔费，说奉孙大总统手令，要他的军队即日开赴江北布防。黄先生因陆、参两部都不知道有此命令，遂与我商议，由我到总统府任军事秘书，以便与陆、参两部联系。我到总统府后，又请孙总统加派耿觐文为军事秘书。以后总统府发出的有关军事文件，都是由我二人草拟的。

　　那时总统府的秘书长是胡汉民。秘书中有吴玉章、任鸿隽、王夏、张通典、谭熙鸿及宋蔼龄等。

　　当时黄先生所担心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并且需用甚急。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但今日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黄先生出来后，默默无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以后他即未再向孙先生询问借款事，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款还是杳无回音。在向外国借款的问题上，孙先生比较乐观，而黄先生则认为外国政府如果攫取不到中国的特权，是不肯借款给我们的。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率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经过黄先生这番说服，同志们对孙先生的责难也就平息了。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学。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黄先生对孙先生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继续停战，两方和议代表仍在上海开会。袁世凯所希望于南方的，是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南方所希望于袁世凯的，是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两方代表对此都早有默契。谈判中间曾有过几次波折：一是南方已许举袁为大总统，而又选出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职，致引起袁之怀疑，认为南方无诚意，会议曾因而一度停顿，经解释后仍继续开议。一是清廷有些顽固派阻挠清帝退位，袁乃故意使和议停顿一下，同时授意段祺瑞等42个将领联名拍电威胁着廷，迫其就范。清帝终于在民国元年2月13日下诏退位。和议告成后，孙先生即向参议院辞去总统职。

　　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同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将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