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11)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15:46 来源：《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作者：李书城 查看：
黄先生在费城郊区住下以后，正拟从事美国国情的研究，并计划参观访问一些地方，以广见闻，不意在某晨起床以后吐血数升，经医生诊断为胃溃疡病，须妥速冶疗，并作长期休养。为使黄先生能静心养病，我与石陶钧迁出黄先生住宅，另在附近各寄寓一家庭旅舍，一面学习英文，一面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石陶钧不久移居旧金山，寻又先行回国。我学到几句英语后，即坐火车从费城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经美国南部绕道华盛顿回到费城，计往返时间约一月有余。
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旅行期间，结识了一些美国友人，增长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触甚深。当我旅行归来，同黄先生谈到这些问题地，黄先生说，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用政治力量来尽量防止这些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对于将来建设中国新社会的理想。他说，将来中国要由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卫生院、残废院，经费全由国家供给，不收费用。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由国家设立，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学生只要考试及格，即可入校读书，使穷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受到教育，不让有钱的子弟占有特权。黄先生还时常谈到男女平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受孔教的影响，对女子抑压太甚，要矫正这个积习，应先让女子能与男女受到同等的教育，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选举权、劳动权，只有这样，所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孀妇不能改嫁等恶习才会自然消除。他还说，中国人口本多，如果占一半人口的妇女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同男子一样把力量贡献给国家，中国的富强就可以赶上欧美。他认为这是我们在回国后应该大家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袁世凯在打败国民党的讨袁军队后，更加肆无忌弹，公然帝制自为。黄先生在这时期，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当全国讨袁声势重新高涨的时候，国内同志及一些日本朋友都电催黄先生早日回国。黄先生遂于1916年5月由美国乘轮回到日本。轮船甫进入神户港内，尚未靠岸，头山满、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即乘小轮迎接黄先生先行上岸，寻赴东京。日政府先已借给岑春煊200万日元，以半数作军费，半数在日本购买军火；这时又提出借给黄先生500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并无任何条件。黄先生嘱我到上海筹备。我到上海不几天，袁世凯就死了。于是黄先生回到上海，各地同志都来上海会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在国会恢复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如何在国会内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在此期间，黄先生与孙先生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线毫芥蒂。
黄先生回国以后，病体并未恢复，又因应接繁忙，生活习惯骤然改变，以致胃溃疡旧病复发，又未能及时转地疗养，照常会客谈话，病情因而日趋严重。10月10日，黄先生因胃血管破裂，吐血数盂，晕绝经时，延至31日午后竟溘然长逝，享年43年。
黄先生的死耗传出后，国民党同志固然感到十分悲痛，即素与国民党敌对的政党或个人亦多函电致唁或在报章上著文表示悼念，并对黄先生一生待人诚恳、笃实厚重、效忠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称道不已。
黄先生临终以前，李根源向他辞行时，他曾对李根源说：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树铮专为北洋派打算，恐怕全国统一无希望，对内搞不好，更谈不上对外了。并对李根源嘱咐几件事：一、胡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他很穷，望念旧交，维持其生活；二、谭人凤修宋教仁墓尚未完工，应有人负责；三、李烈钧队伍快到饿饭地步，须请黎元洪妥筹办法；四、国会要注意立法，法立而后政治始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不可收拾。
黄先生死后，孙先生继续奋斗，经过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1924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走上了新的道路。我常常这样想：黄先生如不早死，能活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也可能同孙先生一样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将成为帮助孙先生实行三大政策的一个好助手，对中国革命事业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