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5)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15:46 来源：《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作者：李书城 查看：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分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可不失的。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兵士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了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死的亦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锉折，我至今犹引以为遗憾。
11月17日进攻汉口既未获得胜利，兵员、武器、弹药却损失不少。甘兴典既率部逃回湖南，他原来守的防线不免薄弱，从而不得不加重了王隆中部队的负担。这支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继续作战，不能休息，兵士疲劳过度也是事实。王隆中竟于11月23日率领他的部队擅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说要到武昌休息几日再赴汉阳作战。我奉黄先生命，到武昌劝他开回汉阳。但他对我说，兵士实在太疲劳，不休息几日不能作战。我商请黎元洪允给该部50万元犒金，只要该部开回汉阳。他还是执意不肯开回，竟至向我下跪。我未能说服他，只得回去报告黄先驱生。黄先生也无法可想，只是和我共同叹息而已。
11月25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千余人来汉阳增援。刘系山东人，身干魁梧，性情豪爽，旧式巡防营出身。他初见黄先生时，即问前线情形如何，并表示愿率所部到急紧的前线去作战。黄先生命他到花园前线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敌军。他率所部到达阵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阵亡，所部兵士纷纷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都被敌人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们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线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辎重营调到前线来作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旦夕，实难再守。我与黄先生商议，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请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储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资搬回武昌，以免资敌。
11月26日，我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告以上军情，当即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赞成作有准备的撤退。惟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不放弃。于是杨玺章自告奋勇，组织参谋部同志10余人赴汉阳助战。我因连日疲劳已甚，向黎元洪请假休息一天，当晚宿在都督府秘书万声扬家中，晚至次日午后才醒。醒后，惊闻杨玺章已于是日午前在汉阳阵亡，汉阳守兵正在向武昌撤退，退兵在渡江时伤亡不少。晚间，黄先生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失利情形后，即率一部学生军同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乘江轮赴沪。
黄先生离汉时，我未赶上，次日（11月28日）始偕同汤化龙、万声扬、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垲等乘江轮赴沪。我在这4天的航行途中，除饮食外总是沉沉酣睡，因在汉阳20多天的紧张繁忙的生活使我疲劳已极，这时得到休息，真觉睡眠是人生最舒适的享受了。
我们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府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黄中垲也赞成胡瑞霖的意见，说这是说真话。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以后武昌方面对汤化龙竭力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