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2)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先生一人独立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濬、殷承王献、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团员中黄恺元用银一万两捐得道台，陈之骥用银6千两捐得郎中。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有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组织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钦、廉、镇南关（今睦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800多人，组织敢死队，于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攻打督署，结果又失败了，这就是有名的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精神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二）在武汉前线

　　黄克强先生在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曾经考虑过全国的形势，在起义地点方面，他主张“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功辛亥八月十四日黄致冯函）

　　是年，宋教仁、谭人凤（石屏）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加强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谭人凤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早有联系。黄先生曾寄给谭人凤一首诗，极力主张在长江上下游特别是在武汉起义。诗云：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的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1911年旧历七月，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召开会议，策划武装起义，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迎黄先生来鄂主持。黄先生从香港复电说，须俟九月初（旧历）约11省同时起义。不意孙武在汉口因炸弹失慎爆炸，武昌革命秘密机关被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被捕就义。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晚9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树起十八星旗，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

　　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又能支持战争达数月之外，是因为当时武昌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20多年，提倡新政，改良教育，设汉阳兵工、钢药两厂及武昌纱、麻四局，并设银元、铜元局。他又成立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所招士兵必须识字，后且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兵士入伍以后，还有机会考入陆军特别学堂、将弁学堂，提升为官佐，或派赴日本学陆军，如蓝天蔚、窦秉钧、石星川、成炳荣、蔡绍忠、杜锡钧等都是从士兵中提拔出来、派送出洋的。再则当时还有一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志士如张难先、李六如、蒋翊武、刘静庵、江炳灵等，为了便于联结兵士，运动革命，都投身行伍，在新军中散布革命种子，他们成为组织革命团体的中坚人物。从1902、1903两年以后，湖北废除科举、兴办了不少学堂。如陆军测绘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普通中学堂，工业、农业、商业、矿业、铁路、方言、理化、省师范、道师范等学堂，武昌五路小学堂，以及教会所办的博文、文学两中学和文华大学等，总计武汉三镇的学生约有一二万人；从这些学生中派往东西洋留学的先后也不下数百人，自费到日本留学的人数更多。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除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书秘密输入湖北之外，并且在东京出版《湖北学生界》，枝江张继煦、汉川李熙、潜江李书城等复在东京撰印《致湖北同学书》，皆用激烈的言辞鼓动革命。湖北的学界、军界受到这些革命书刊的影响，大为振奋。湖北留日学生并捐购幻灯机片运至武汉放映，观者甚众。留日归国学生如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于放映幻灯时，讲演国内外形势，宣传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对于激发爱国思想，亦收效不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武昌革命的潜力甚大；经过数年的酝酿，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以后，革命势力在军队中更加强大起来，遇到机会成熟，便即爆发。起义以后，武昌、汉阳两处存储的枪枝、弹药，足促几万兵士之用。武昌藩库存银及银元局、铜元局、官钱局所存硬币及台票，合计约有4000多万元。兵械充足，物力丰盈，由此可见一斑，而团结一致、有纪律有训练的士兵，亦不下5000人。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人力、物力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动起来和取得初步胜利的。

　　武昌起义半个月后，黄先生于10月25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的掩护下，扮作医疗队队员，偕同夫人徐宗汉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从上海乘江轮上驶，于28日到达汉口。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队从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黄先生听说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口担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各军士见黄先生亲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

　　先是，汉口民军总指挥何锡藩受伤，以张景良继任。旋张景良因通敌正法，又以姜明经继任。姜明经又因战事失利，避匿不出（张、姜两人均系起义前的中级军官，未参加革命团体），战线上无人指挥，士兵各自为战，仅能守住现有阵地。作战十余日来，军民死伤已有数千人，大智门、刘家花园、外沿铁路、华洋街、水坛、硚日等处均先后失守。黄先生重新部署以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每到夜间辄不能固守。士兵依靠市街房屋作掩蔽，射击来攻敌兵，敌亦不敢进逼。因此，敌人乃纵火焚烧市街房屋，使我军无藏身之所。到11月2日全市大火，我军难以立足，遂全部向武昌撤退。黄先生回到武昌，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他在报告中分析汉口战事失利原因有五：一、各队新兵太多，未受过训练，难以指挥；二、军官多从弁目提升，指挥能力太差；三、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均甚疲劳，一闻敌方机关枪声，即纷纷后退；四、兵士是在武汉附近招募来的，夜间多私自回家，战斗员减少了多少，军官亦无法查实；五、我军只有步枪而无机关枪，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御敌方的管退炮，因此较敌人的损失为重。但黄先生又指出，我军有一优点为敌人不及，即我军冲锋时异常勇猛，敌人虽系北洋久经训练的军队，每遇我军喊杀时即后退，我军所恃者全靠这一点猛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