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6)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汪敬虞 查看：
在船舶机器修造业中，最早出现的一家商办船厂，是一个广东籍的著名买办郭甘章创办的（Herald，1859年1月15日，页95。）。在纺织业中，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织布局的资本，最初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买办。对创办织布局的彭汝琮，虽然还不能确定他的买办身份，但在他的周围，却毫无疑问有一批买办人物（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一九二○年版，卷七，第五页。（以下简称《后编》）；《上海新报》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报》一八九○年十一月一日。）。在缫丝工业中，上海第一家商办丝厂——公和永，是一个和洋行关系十分密切的丝商黄宗宪创办的（《申报》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它的资本之来自洋行买办，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除了这几项主要工业以外，在其他工业部门中，买办的投资也数见不鲜。例如，在上海的华商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轧花厂和火柴厂中，最先出现的创办者，不是洋行买办，便是和洋行交往密切的买办化商人（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
在煤矿中，买办的投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最早的一家官办煤矿——台湾基隆煤矿，在甲午战争以前，就曾经一度酝酿由买办为主体的商人接办（Herald，1893年5月26日，页744。）。规模最大的开平煤矿，就是由买办唐廷枢一手主办，其中买办徐润一人的股本占了15％（《徐润年谱》，第八二页。）。
在金属矿中，买办的投资也十分活跃。如最早在热河出现的承平银矿和在广东出现的天华银矿，以及安徽境内的第一家铜矿——池州铜矿，不是由买办创立，便是由买办接手（参阅拙稿《唐廷枢研究》。）。这些矿场都不大，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买办在其中的活动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但同时又“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本是民族资本的对立物。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民族资本，却又不能割断与买办资本的联系。相反，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大量存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向前发展的。
四、几点商讨性的意见
有这样一种意见：既然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入侵的外国资本的对立物，那么，中国人自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就只能从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旧式工商业者中间产生，“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 （例如邵循正先生的意见。参阅《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论郑观应》，《史学双周刊》第二八三号。），沙船业主出身的朱其昂，就是一个眼前的例子。
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时期，有少数旧式商人参与新式企业的投资，这是事实。在这里需要的是具体的分析。
沙船业出身的朱其昂，为什么会创办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呢？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不同于一般沙船业者的经历和际遇。他虽然是一个沙船业的世家，但是他自己却“习知洋船蹊径”，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旧式沙船业者。在倡办轮船招商局以前，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设有华裕等银票号（《李鸿章集》，奏稿，卷四十一，第三八——四○页。）。在创办招商局的前后，又和外国轮船公司发生了一定的联系，结识了许多大洋行的买办（Herald，1875年8月28日，页213。）。而他之所以出面主持招商局，还得到一些买办化商人的支持（Daily News，1874年2月26日，页183。《汇报》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四日。）。由此可见，朱其昂的际遇是不同于沙船业者的大多数的。而那些纯粹的旧式沙船业者的绝大部分，在轮船招商局创办之时，惟恐轮船夺去沙船生意，不但没有投资，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据说当时曾有人“遍劝号商将旧时沙卫各船、或拆或卖，归并资本，多购洋船，以与洋商并驾”，而沙船业者则“群起诧异，互相阻挠，竟至势同水火”（《沪报》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日）。
可见，存在于新式航运业中的情形，恰恰和上述的论断完全相反。
还有一种意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买办化商人，特别是洋行买办，他们原来依附外国资本势力，附股于外国洋行的企业，他们的活动代表着买办资本的活动。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参阅邵循正先生上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