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9)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汪敬虞 查看：
当然，这些向往，并没有成为现实。一些重要的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在它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最后几乎都落入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掌握。同时，还应该看到，洋务派官僚对企业的垄断和它对民间企业的排斥、限制，在进入洋务派企业的唐廷枢、郑观应等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期间，不但境内不准另开煤矿，而且原有土窿开采之煤也不许随便销售（盛宣怀：《愚斋存稿》，一九一四年版，卷二，第一六页。）。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入局期间，就出现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李鸿章集》，奏稿，卷四十三，第四三——四四页。）。他在轮船招商局期间，还主张所有航行内港的小轮统归招商局承办，禁止招商局以外的轮船航行（《后编》，卷十，第二一页。）。而八十年代之中，仅定海、宁波一线上，曾经禀办而遭到批驳的商办轮船公司，就有一八八四年的彭成丰、一八八七年的韩山曦和一八八九年谷凤年等人的一系列的筹划和倡议（《申报》一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事实上，在官督商办企业中，作为实际主持者的买办，如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这一班人物，并不能真正代表一般商股、特别是中小商股的利益。开平煤矿在唐廷枢主持之下，虽然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但接着又规定只有认股一万两的大股东，方“准派一人到局司事”（《工业史料》，第六三○页。）。一般中小股东，显然没有过问企业经营管理之权力。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等人上台以后，买办势力掌握了公司的大权。总局和主要分局的商董，大部分都是买办。各分局船栈总管，也“归总办分派，非唐即徐”（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一九六一年版，第一二五页。）。这种排斥中小商股的把持行为，便利了他们一己营私的活动。轮船招商局之受累于徐润等人，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而郑观应在上海织布局利用职权进行投机活动，使织布局的重建工作一再宕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措置失当，咎无可辞”（《后编》卷七，第一四页。）。
然而，即令如此，对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仍然不能认为只有发展官僚资本的一个前途，而是既有走向官僚资本、又有走向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过程，而且是实际的历史过程。因为，在官督商办企业系统中。一些企业向商办企业的转化，以及一些企业利用“委办”或“奏办”的名义以发展商办企业，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非常普遍的现象。官督商办，作为洋务派官僚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手段而言，它始终是反动的。但是，企图利用这个形式以发展民族资本的力量，又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矛盾。
买办附股外国企业，从中可以出现纯粹中国人自办的企业；洋务派官僚控制新式企业，也可以从中出现纯粹商办的企业。这不奇怪。这正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矛盾的复杂性，正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和内外反动势力的联系，说明民族资本得到真正发展的困难。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理解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从而也是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所必需的。
毛泽东同志说：“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这种软弱性，并不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乃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这就是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