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8)
辛亥革命网 2011-06-03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汪敬虞 查看：
由此可见，这里只是对和内外反动势力发生联系的民族资本的发生过程，作符合客观的历史分析，并不存在美化不美化买办资本的问题。
但是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
买办自办企业，即令算作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但是，买办的资本转向洋务派官僚的官督商办企业（而这种转向是相当大量的），这也能算作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吗？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里仍然需要分析。
以官督商办为主体的洋务派官僚企业，基本上接近官僚资本的范畴。在这里，企业的产生是适应封建官僚集团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企业的经营，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方面接受洋务派官僚的控制，一方面接受国家政权的特殊待遇和便利条件（如政府垫款、缓息、减免税负和专利等）。有些企业还有官僚的私人投资。这些都构成官督商办企业类似官僚资本的性质。买办资本投向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能说是买办资本向官僚资本的转化，不能说是向民族资本的转化。
但是，官督商办的企业，又不只限于发展官僚资本一个前途。这里存在着化官督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在这个不断反复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出：对官督商办企业寄托发展民族资本的希望的人，也包括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买办人物在内。
上海织布局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从一八七八年筹办之日起到一八九三年被焚之日止，十五年间，始终贯串着一个官商之间相互结合同时又相互矛盾的过程，而集中表现在郑观应主持布局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中，以郑观应和另一个代表商人势力的经元善等为一方，和官僚子弟龚寿图、戴景冯等为另一方，在企业的经营方针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郑观应、经元善的心目中，织布局应该向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他们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认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申报》一八八○年十月十三日。）。他们对织布局的招股，采取公开征集的方式，在通商口岸、内地城市以至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立了三十六个代收股份的处所（《申报》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对招来的商股，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经元善：《居易初集》，一九○一年版，卷二，第三六页。）。但是，所有这些，都遭到以龚寿图等人为代表的官僚势力的抵制。他们把织布局当作衙门，顾虑商股势力的增加会影响他们在布局的权位。官商矛盾，日趋尖锐。当一八八七年织布局的经营大权最后落入官僚手中，而资本因筹办一再迁延发生巨额的亏耗时，织布局的商股对之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而首先带头发难的，是最早参加织布局的股东，曾经和郑观应出于同一洋行的买办卓培芳（《申报》一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唐廷枢主持下的开平煤矿，也是一个例子。从开办的第一天起，唐廷枢就特别强调矿局的经营要按“买卖常规”进行。在他所拟的招商章程中，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并请免派代表官方的委员，“除去文案书差名目”（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版，第六二九页。（以下简称《工业史料》））。比较一下同一时期、前身为官办的荆门煤矿，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开平煤矿章程中祛除官方干预的明显意图。因为荆门煤矿的招商章程中，虽然也有类似的条款，但只是规定商股得派员驻局监察，却“不准干预局中公事”（《申报》一八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在唐廷枢等人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也出现同样的情况。特别是在郑观应入局以后，更为明显。他极力主张经营管理应按公司成例，由众股东公举董事和总、协理负责主持。总、协理不但管理局中一切商务，就是属于官务的漕运，也要由公司派一熟悉米色之人，会同代表官方之海运总理进行稽查（《后编》卷十，第五页。）。在郑观应的心目中，招商局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