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2 00:00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严昌洪 查看：
嫁女者既问聘财之有无，则娶妇者亦视妆奁之多寡，故婚礼中又有了“翻富贵”即看验嫁妆的习俗。女方向男家索取高额彩礼，男家只好奉送数额巨大的金银首饰衣物等等，作为聘娶新妇的身价钱；而男方反过来又以歧视嫁奁不丰的新媳来取得大量陪嫁品作为补偿。三朝会亲时，婿家敦请女客检出妆奁当着亲家之面逐一遍视、评论，以致“女家之为妆奁累，最惧此难关”。[5]故有爱其女者，务厚资装，以悦其舅姑。如嫁奁太薄，新妇在婆家的日子则不太好过。在四川合江，女家“虽贫苦，亦必备床帐、衾枕、箱柜始可以嫁，举债不惜，否则匪惟媒氏受诟，往往舅姑因此以虐其媳，夫以此薄其妻”。[1]（四川合江县志，1929）所以说，买卖婚姻的最终受害者是妇女。
第三，一桩婚事成功与否，多取决于男方，女方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首先，联姻的动议必由男方先提出，男家遣媒去女家说合，女家答复男家的求亲，即使两家已默许缔婚，亦必由男家发媒，女家不能提出动议，女子本人更不能主动向男子求婚。其次，虽然两家卜吉同时进行，而许多地方男方还要合婚，“婚之定否，纯由男家主持”，[1]（河北通县志要，1941）认为不吉，则于当日以红布及纸加糕送还女家，吉则留女方草贴，并请媒人转告女家，订期作复，俗称“回好”或“回话”。再次，有些地方男家尚可由家长或诸母伯嫂辈往女家观德容，即“相亲”，认为合宜，即以金花簪其首，作为定婚之凭，俗谓之“插针”[1]（河北万全县志，1934）（古代称为“插钗”）。女方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诚如《武川县志略》所言：“男方尚可相看，女子则毫无择选之余地”。[11]（内蒙古武川县志略，1941）不过，清末民国时代，上海等地女青年已争得了“通脚”的权利，即可到男方家中相亲。最后，婚期多由男方确定，经媒人通知女方，古代称为“请期”，近代民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打通知”、“通信”、“送日子”，似无商量之余地。这种做法在一些地方遭到非议：“此种选期手续似应双方选择，不必操之于男家，得以提高女子之地位。”[6]
二、“广家族，繁子孙”的婚姻目的，折射出妇女无个人幸福可言
中国旧式婚姻之目的，以“上事宗庙，下继后世”为第一位，以经济原因而求内助为第二位，至于两性情爱、男女幸福置诸末位，甚至被否定。近代以来，婚姻诸目的的这种位置顺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可能有所差异，但从全国范围来说，似仍以“广家族，繁子孙”置诸首位。正是在这种婚姻目的论的支配下，旧式婚礼中有许多祝福新妇早生贵子，或给夫家带来发家吉兆的仪式。即使是在近现代，大部分妇女的命运并无多大改变，她们依然不过是旧家族（家庭）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所谓婚后“幸福”仅仅是她们的一种美好憧憬和长辈的一种善良愿望而已。
祝福新妇早生、多生贵子的仪式在婚礼中所占比重相当大，操办婚事的双方家长、亲友在此方面倾注了十分虔诚的祝愿，这些仪式也是今天民俗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诚然，这些仪式充满了生活情趣，或用象征手法，或充斥巫术信仰，也有非常实际的措施。试举例说明之：
讨口彩：合卺时吃半生不熟饺子（或称“子孙饽饽”），问饺子生熟，新娘答以“生”。民间以为将来定能生育。[1]（辽宁兴京县志，1925）
谐音象征：铺床时置红枣、花生、桂圆、栗子于衾枕中，寓“早生贵子”。[1]（天津志略，1931）
物事象征：新人就寝，新郎为新娘解开衣纽，义取“解怀”，即生子。[7]
模拟巫术：男家迎亲者从女家酒席上偷碗一只，在闹洞房时交还新娘，以同意小男孩在婚床上撒尿为交换条件。小孩吃碗中红枣时，还碗者用筷子捣着碗底唱“筷子筷子，快生贵子”，唱完，筷子给新郎，碗给新娘，小孩撒尿于床，示将来可生男孩。[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