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迎”与“拒”(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梁氏“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新文体”，其特点之一，便是“好以日本语句入文”，并参考日本语法、注入日式文气。1902年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指出：“社会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1]57以梁氏1902年刊发的《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中的一段为例，即随处可见日本新语和日式文气：“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短短百余言，即出现“结集体、主权、个人、极端、无限、无政府党、国民、野蛮、重视、代表、活用、意志、专制主义、文明、构成、权限、第一义”等等“日本新名词”，有的新语还反复多次使用（如极端、主权、国民、无限）。
这种大量采用日本新名词的作法，遍见于清末时文。请看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其《释政》中的一段话：
以国家有人格者，盖拟国家以人也。国家为权利义务之主体，故有人格。国家对臣民有权利有义务，对外国有权利有义务，此国家之所以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备有人格也。
几十字中，迭出“人格、权利、义务、主体”等日本新语，借此向中国人介绍了全新的“国家”概念。这类作法，实开运用新语研讨新文化之端绪。至五四时期，以“科学、民主、自由、文化、文明、女权、理想、宗教、社会、共和、美术”等新名词申发新文化精义，更成为时代风尚。
二、抗拒与质疑
西洋新语入华，自明末以降，已历三百年，然直至1896年以前，因力度有限，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还称京师同文馆及各省广方言馆等外语学校的功能，“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译翻人才而止”，对外来词进口颇有不屑挂齿之慨。但1896年以后，随着日本新名词的成批涌入，使得视语文传统为命脉的士大夫阶层十分惊恐，遂起而抵制。
如前所述，张之洞是游学东瀛和广译东书的重要倡导者，故也是“日本新名词”入华的始作俑者。然而，当“游学”和“广译”导致的必然结果——新语汇及其负载的新思想大举入华之际，张之洞却油然而生厌恶与抵触，活现出“叶公好龙”式的窘态。这也正是张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模式矛盾性的表现。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奏定学堂章程》（此即所谓“癸卯学制”）。该章程的《学务纲要》专列“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对外来词（特别是日本名词）大张挞伐：
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