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迎”与“拒”(6)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留日学生彭文祖所撰《盲人瞎马之新名词》，更直指日本名词滔滔入华为灭国灭族之事，他攻击那些套用日本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并着力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要素、法人、文凭、经济、引扬、相场、切手、让渡、差押、第三者”诸词“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当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之以古汉语禁止、管束；又主张将“场合”改为时、事、处，“第三者”改为他人，“动员令”改为动兵令，“打消”改为废止，“目的”改为主眼，“取消”改为去销，“手续”改为次序、程序，“引渡”改为交付、交出，等等。彭氏颇为欣赏日制新名词“辩护士”，他说：“余以为日本辩护士之名甚佳，非取之不可”，力主以之代替“大律师”这一中国名词。可见彭文祖也并未全然排斥日源词。彭氏还就“取缔”一词的来龙去脉及其不合文理，作了一大篇文章，其中虽多偏颇之见，却也不乏有价值的语源追溯和语义诠释，故特引述如下：
留学生谁不曰取缔规则，取缔规则，报纸亦无日不大书取缔取缔，政界中与学堂中无时不曰非取缔不可、非取缔不可。寻其义与夫来历，则茫然不知，咄！是何盲从之深也。殊此二字之魔力甚大，不独弥漫全国，响映大多数人之心理。大总统之命令文中，且备其位。民国二年六月某命令中，有“自应严加取缔”之句，永为将来史书中之一革命文章，其魔力诚可惊矣。虽然褒姒之得宠，由子弧人；取缔二字之见用，由於吾国现号称为大文豪之梁启超也。梁之文章中，新名词故多不可数，以《新民丛报》为嚆矢，是其建功於国之第一阶也，国人不可不佩服而宗仰者也。今言取缔二字之来源。先说取字，取字在日文中毫无意义，所谓接头语是也。如《左传》“翳我独无”之“翳”字，祭文首句“维万国元年”之维字，同无意思者也。此非据余一面之言，乃据参考者也。日本东亚语学研究会出版之小红本《汉译日本辞典》441页上格取字注下，明言此字加於他字之上，未有意义。凡留学日本者，其初未有不购一册者也，岂视而不见乎！日文中所谓接头语接尾语者，不可胜数，大半皆无意思者也。在吾国言接尾语，亦为数甚多。如呦罗吗等音，皆书不出字，仅表其状态耳。取字已明，兹再言谛字。据《康熙字典》，则缔者，缔结也，结而不解也。闭也。日文取缔二字，即取后二者之意思，而结而不解之意，即不放之意；不放之意，即与闭之意无何差别。再广解闭字之意思，即封锁也；封锁之意思，即禁止不许动也；禁止不许动之意思，即拘束也，管束也。所谓取缔规则，即管束学生之规则，自应严加取缔，即自应严加管束（禁止）。警察对于吊膀子之恶风，所谓非取缔不可，即非禁止不可。吾国人是何心理，偏嗜不伦不类牛蹄马腿之取缔二字，而唾弃光明磊落之禁止管束等字哉！咄，余欲骂之曰瞎眼盲从。殊大总统犹欢迎之，亦难言矣。
彭氏把日本名词畅行中国，归咎于梁启超一类“时髦领袖”的推动，这是夸大了文坛骄子梁氏的作用。其实，新语的涌现，究其根本，是新事物层出不穷的语文表征，决非单凭少数人的推动。当然，梁氏的生花妙笔，增添了新语的魅力，加强了新语传播的力度，也是不争的事实。彭氏的“痛恨”日本名词，与其痛恨日本侵华直接相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彭氏重版《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便昭示了这一意旨。然而，爱国主义激情毕竟不能代替理性的学术辨析，将对侵略国日本的愤懑转移到入华日本名词身上，既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自身语文的发展。
外来新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民族语言某种程度上的异化，而清末民初生搬硬套新名词，引起歧义、曲解的也不在少数，时人批评这种现象为“非驴非马，足以混淆国语”[3]。但日源汉字词入华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而且，与语言异化相伴生的语言归化也在潜滋暗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入华的日源汉字词愈益转化为中国汉字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当年一些人对“国语沦丧”（也即汉语异化）的担心，多半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