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迎”与“拒”(7)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三、理性分析
清末士大夫阶层拒斥新语的论调甚多，其中《学务纲要》最具代表性：“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3期）《纲要》为自然科学新语留下“合法空间”，而将其他领域的新词则斥之为“抄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同上）
清末名士高凤谦不反对新名词，但认为应当自创，而不必援用舶来品。他说：“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4]
大翻译家严复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自创新语，以抗拒日本新语的一员健将。他或择古汉语以对译西洋概念，或自创渊雅古朴的新词以对译西洋概念，而决不采用较通俗明快的现成的日本新名词。虽有人批评严译曲高和寡，但严氏不以为意，他在《天演论》卷首《译例言》中称：“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与以上充满文化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观点相背反，学人中也有对日本名词入华持冷静的理性态度的，其卓异者如王国维。王氏1905年4月，在罗振玉创办的中国最早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第96期，刊发《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面对鄙薄、排拒外来新语（尤其是日本新语）的舆论，王氏对新语入华给予充分的肯定。他的文章开宗明义道：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
这里的“文学”，是“文章博学”的省文，指整个学术文化。王氏又对新语入华的必要性作了历史回顾：“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固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而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王氏并不固守语言的民族樊篱，而将其视作反映事物和思想的流体。反映新器物的新名词，自明末以来数不在少，人们较易接纳；但反映新思想的新语，则往往遭到非议。王氏的可贵处在于，起而肯定反映新思想的新词语。他说：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这在“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清末，是相当前卫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氏对日本新名词入华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
面对日本新语大举“侵入”，“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氏以为，“二者皆非也”。他指出：
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王氏还论及严复，称其为“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但严复“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王氏举出严译“天演”、“善相感”、“宇宙”等词，以为与西洋原词本义不完全对应。而日本译名则有其长处，王氏说：“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同时，日本译名对中国人而言还有两大便利：“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