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迎”与“拒”(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张之洞等人以卫道者的口气发出警告：
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化既坏，士风固之。……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
张氏等人虽然疾言厉色地指斥新语，以为将导致“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但他们自己亦无法回避迎面袭来的新语大潮。如张之洞本人的论著文词古雅，却也采用外来词，其《劝学篇》中，就有“牧师、刚巴度（英文买办的音译）、上下议院、自由党、代数、对数、化学”等新语。张氏这种既排拒外来词（尤其是“日本名词”），又难以摆脱新语造成的强大“磁场”的窘态，常常溢于言表。据江庸《趋庭随笔》载，张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泛滥。《随笔》对张氏有传神描述：
凡奏疏公牍有用新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
该《随笔》还写道，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以“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想更换而不得，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
同类故事还见于其他笔记小说，如一则讲到，张氏为了力禁学界滥用“日本新名词”，作文曰：“如有佳句，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将新名词喻作“鸡舌”“马肝”等上不了正席的碎食下料，认为不用它们，文章更芬香有味。还有一则故事说，张之洞见部属文书中有“取缔、报告”一类日本名词，心生反感，奋笔疾批：此类新名词“尤可痛恨”。部属复文，反唇相讥曰：“名词”也是日本新语，更可痛恨！这可能是时人杜撰的故事，部属大概不敢如此顶撞“中堂大人”。但这类故事表现的张氏既厌恶新名词，又对其嫌而难弃的矛盾状态，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
张之洞力倡“游学”、“广译”，而又拒斥“新语”，这种矛盾状态说明，转型时代纷至沓来的文化事象在历史人物心理深层引起的反应，是何等错综复杂。对新事物的企盼、追求，对旧格局的眷恋、固守，可能同在一人身上兼具。然而，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事象，其前行、拓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即使是这种文化事象的创始者出来阻挡，也无济于事。
厌恶新名词可以说是旧人物的通例。清末曾任练兵大臣、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的铁良，曾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也有类似故事。《新燕语》载：新名词有“改良”二字，众皆习为口头禅。昔年铁良长陆军部，有某司员，陈说军械须改良。铁良曰：“你刚才说什么？”某惧而谢罪。近闻人言，东督锡良，亦最恶此二字，有人提及，锡必斥之曰：“改什么良？简直改我罢了！”（《新燕语·改良》，《中国近代史科丛刊》正编第53辑）
“改良”是日本明治年间的流行语，“衣服改良”、“社会改良”、“饮食改良”、“改良新药”等语遍见书报、口头。这一新语随汉译日籍传入清末中国，颇能触动一些国粹气浓厚人士的神经。精通西洋语文而思想守旧的辜鸿铭也曾对“改良”一词大发其难。据冯友兰记述，辜氏1919年9月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
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他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其实，辜氏对新词“改良”的抨击完全是强辞夺理。“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面的“改”是动词，后面的“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也易于理解。辜氏歪曲“改良”的词义，然后大加嘲讽，只能表明他对新词的抵触与反感，并无损于新词的正当性，也不可能阻挡新词的流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