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迎”与“拒”(8)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王氏指出，日本译名也有不精当者，但凡可取的，中国人应尽量取之。这是因为：“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总之，王国维既批评国粹派、泥古派拒斥外来新语，也劝告严复等“创造学语者”，不必排斥日人已造之汉字新学语。王氏本着实事求是态度，力主汲纳近代日本经数十年锤炼、已趋于规范化的汉字新语。
罗振玉也有类似见解。他在1902年刊发于《教育世界》第22期的《译书条议》中，提出译书“八端”，其第三条是“定名”，即译名规范化，而日本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应予借鉴。故罗氏认为法律译语应参考日本，“今宜取日本之《法律字典》等书翻译备用。”
胡以鲁1914年发表的万言文《论译名》，对日译名词提出分类处理意见：
五、吾国未尝著其名，日本人曾假汉字以为译，其义于中文可通者，从之。……
六、日人译名，虽于义未尽允洽，而改善为难者，则但求国语之义可通者因就之。名词固难求全，同一挂漏，不如仍旧也。……
七、日人译名，误用吾故有者，则名实混淆，误会必多，亟宜改作。……
……
十九、日语名词，有其国语前系，或日译而不合吾国语法者，义虽可通，不宜袭用，防淆乱也。……
文学家朱自清在《新中国》1919年1卷第7期发表《译名》一文，主张采用日本名词，但认为应与同字译名加以比较，然后择善而从。这都显示了语文上开放主义与主体意识的结合，既与盲目排外划清了界线，又对外来的“话语霸权”作出了理性回应。
王国维、胡以鲁、朱自清等人的译论，对外来词（尤其是日本新语）取迎受态度，这在泥古之风尚盛的清末堪称开明之见；清末又是一个“学问饥荒”（梁启超语）的时代，求新者往往对新知识以及反映新知识的新词汇“饥不择食”，而王、胡、朱等人力避对新知、新语陷入盲目性，而取理性分析态度，所论至今读来，仍富于启示性，这尤其难能可贵。
清民之际新语大举入华，抵制者有之，迎受者有之。迎受者也并非一味收纳，每每对某些入华外来词加以批评。连那位使用日本名词最力的梁启超，对日本名词也多有非议。他1899年所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对日本以“经济”作社会物质生产、理财、节俭用，表示异义，而主张代以“资生”、“计学”。他1902年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对日本名词“金融”也有疑虑。同年所撰《释革》，更详考“革命”一词的古典义，认为日本译词“革命”并不能准确对应英语Revolution，主张以“变革”代替之。可见，广纳外来新语的梁启超并没有一味取用“日本新名词”，而颇有批评精神，以至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七章所列“对日本词汇的责难（一）”中，谈到“某些为中国所习用的日本词汇，曾遭到不客气的反对”，首举之例，便是梁启超对日本名词“金融”、“经济”、“乐利主义”、“革命”的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