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和辛亥革命(7)
辛亥革命网 2012-08-14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袁刚 查看：
为此，在孙中山就职的当天（1912年1月1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的职务，对谈判已订各条，例不承认。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见袁世凯，袁指责革命党蛮不讲理，不断违反停战协议，并表示他不会接受塞满革命党的南京“国会”。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民会议，应该是全国每个地区和民族选一个代表，在北京开会，袁提出要重新组织国民会议。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南方和北方虽有非常严重的分歧，但是北方袁世凯也已经把“国会”看作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清朝也在筹划召集临时国会，以国民会议表决到底是实行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这时“国会”的地位非常重要，要由国会公决来确定国体，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南方和北方都视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1911年12月30日，南京各省代表会议通告北方代表唐绍仪，告知17省代表已经在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不用再开国民会议了。南方确定以各省都督代表会为临时国会，但是北方不承认其代表性、合法性，要在北京重组更具代表性的临时国会，“以定指归”。
袁世凯和清廷为什么这个时候也看重“国会”？为什么这个时候各派建政都是以国会为中心呢？北方虽不承认南京临时国会是合法的，要重新搞，但也是要搞新的国会。以国会为中心建政，南北都一样。为什么？这我们就要从清末预备立宪张謇等立宪派发动三次大规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说起。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诏宣布预备立宪，各地绅民即吁请尽快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迫于压力，清廷于1908年9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中央资政院也开院，但这不是正式的国会，均无立法权，仅为咨询机关。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张謇，在9月发表了《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各省咨议局随即联合组建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有组织地到北京和平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的议员也组织了“宪友会”，各省咨议局相应组织了“宪友会”支部，这样就形成了有组织的立宪派。年底，有16省咨议局代表齐聚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组织代表团。1910年1月，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到北京请愿。6月，又发动第二次请愿。8月10日，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各省串联互通声气，到9月又组织了第三次请愿运动。这些议员都是民选，来自基层，扎根社会，他们进行的是合法斗争，并联络各省的开明官员，上及总督、巡抚，争取到了20多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有上百万人参与，连资政院议员，各省督抚也卷了进来，官僚们也纷纷加入敦请“速开国会”的行列，形成波澜壮阔的强大政治洪流。其影响力之大，较之革命党孙中山他们发动的十几次打了就跑的武装起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平请愿较之武装斗争，政治影响力更大，应该说实效更大。
立宪派为什么要打“速开国会”的招牌呢？为什么要以开国会为中心，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呢？这是因为连遭西方列强打击而日益衰败的清朝，既然痛定思痛，要下决心学习西方改革政体，宣布预备立宪，也就是移植西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宪法至上，君主为虚，则几千年传统的君主权力，必须自我放弃。权力转移到哪里呢？不是转移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党，而是转移到由选举组成的国民会议之手，也就是代议制国会。把权力转给国会，由国会选举首相，来组织责任内阁，搞君主立宪政体。
我们都知道，国会政体起始于13世纪的英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以选举票决以定国事的政治机制，成为世界范围现代民主的核心制度。鸦片战争以来，洋务知识分子对英国国会巴里满（Parliament）做了广泛介绍，严复也翻译了穆勒的著作。就在国内请愿高潮的1910年，留学英国学习政治学的章士钊，也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介绍西方议会民主政党政治，他希望清朝的预备立宪能够“速攻扑现政府之组织，以善良之代议政体代之”，也就是采取英式君主立宪议会政党内阁制度，希望清朝的资政院能够办成英式国会。梁启超也就国会问题写了很多文章，认为清朝没有国会，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府，政府应该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其实就是要求清廷开放政权，以国会为中心，转移权力，建立宪政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