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和辛亥革命(9)

　　袁派出的和谈代表唐绍仪，是留美幼童出身，天性赞成共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就主动把辫子剪了。到上海后，他先去拜见赵凤昌老人，常到惜阴堂和张謇、汤寿潜他们秘商，达成了以国民会议公决政体，实现共和的初步协议。

　　根据英国外交秘档记录，袁世凯曾经告诉英驻华公使朱尔典，他的政策是：“妥协辅之以武力”，以主和议，说今资政院已不足以代表民意，可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将其本人计划交由大会通过”。唐绍仪也向朱尔典谈到开国民大会来表决政体，朱尔典认为唐氏所期望的最终解决办法是成立民国，而由袁世凯担任总统。“北京资政院阁员与回国留学生多数赞成建立民国”。这也印证了前述浙江籍议员陈毅所谓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的说法。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现在，上下各方瞩目的，就是等国会召开，来决定一切！也就是说要走一个形式，和平转移政权。

　　但是，重新选举国民会议须待时日，南京方面等不及，要先成立民国临时政府，造成既成事实，以加快共和进程。1911年 12月30日，南京方面致电袁世凯，“现各省到会代表已一律承认共和国体，无庸至北京取决。资政院已失代表人民之本意，院议各省概不承认”。其实，袁世凯也不信赖资政院，1912年1月1日，资政院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自后停会。但袁世凯仍坚持要开全国性“国民会议”，并向南方发出了武力威胁。

　　第五我们讲：以临时“国会”为中心实现政权和平转移。

　　南方共和派虽不承认资政院的合法性，却也没有理由反对召开全国性“国民会议”。面对袁世凯的脑怒和武力威胁，孙中山低三下四接连给袁世凯发电解释，态度谦卑。电称：“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强调：“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

　　上海立宪派精英也开通各种私人渠道沟通南北，作政治斡旋。《赵凤昌藏札》中有张謇致袁世凯电：

　　“国民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者，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而。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为迎合袁世凯，张謇并拟订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数条，“大意如下：一、开会地点在汉口；二、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或省议会公举；三、各省议员人数暨票数，旧查人口之多寡为比例；四、蒙古即派在京王公，西藏或派北京雍和宫喇嘛，或五台山之呼图克图，或章嘉佛；开会期至迟不得逾一月；六、多数决定政体后，两方即须照行，蒙藏亦不得翻悔；七、政体决定共和，即另举总统。以上各条，皆极公允。望请酌核速复。千万秘密！”张謇并电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请老弟袁世凯放心，去放手逼清室退位，“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

　　另有赵凤昌《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时间约在1912年1月8日左右，也是迎合袁世凯开国会转移政权的意见：

　　“一、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取决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承认。二、国民会议由各省电举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会决议。四、开会场所在上海城。五、开会时间定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

　　都是围绕着开国会问题，进行交涉。经反复斡旋，终于打消了袁世凯的疑虑。

　　既然南北都同意开国会来转移政权，而重选国会终究有待时日，最后，在立宪精英说服下，袁世凯同意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国会地位，转而加紧向清室施压，实现了“愈早愈妙”加快和平转移清政权的方略，从而避免了流血战争。

　　1月中旬，南北双方代表在惜阴堂往来商议，袁世凯也直接与之电报往来，张謇等草拟了清帝退位诏书，交由南北各方斟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25日临时参议院开会同意并追认了对清室优待条款，2月6日表决通过。大家注意，清帝退位诏书是先由临时国会表决通过后，再由清室宣布的，这一点不要忽略！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正式发布清室退位诏书，开头即提“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但袁世凯添了一句：“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以其统治权并非私授于清帝，而是资政院选举，居以自重。为此孙中山愤怒致电袁：“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唯一合法的程序是经由南京临时国会。双方电报往来打笔墨官司。

　　2月13日，孙大总统提出辞呈，并举袁自代，15日参议院表决一致通过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16日，袁世凯致电参议院，表示接受临时总统职务，下午，袁剪去长辫，表示以新形象来当民国总统。20日，临时参议院公举黎元洪任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至此以南京临时国会为中心舞台，惜阴堂为幕后磋商场所，南北通过谈判、妥协与法制程序，终于完成了清朝政权向民国的和平转移。有学者将此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我看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政权转移等一切重大政治议题，都经过了国会，没有打大仗，减少了流血，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